陆军部的招待所，说是“招待”，实则是座精致的牢笼。

    沈砚之在小院里住了三天。三餐有人送来，衣裳有人浆洗，连院里的花木都有花匠按时修剪。只是出不了门，前门后门各有两名卫兵，说是“保护沈师长的安全”，实则眼睛总盯着他的窗户。

    第四天早上，段祺瑞的副官来了，客客气气地递上一份公文。

    “沈师长，这是陆军部拟定的裁军细则，请您过目。大总统和段总长体恤将士，将遣散费提到每人十五块大洋，军官另有补贴。部队改编的事，也定了，留一营人，五百，划归直隶巡防，驻守天津大沽口。您看，这已是格外开恩了。”

    沈砚之接过公文，扫了一眼。字写得漂亮，用词也客气，只是那“一营五百”四个字，刺眼得很。

    “段总长费心了。”他将公文放在桌上，语气平静，“只是不知这一营人，由谁统领？”

    “自然是由沈师长您统领。”副官笑呵呵地说，“大总统说了，像沈师长这样的人才，不能埋没。部队改编后，您就任直隶巡防营管带，正四品，月俸一百二十两。虽说比不得现在的师长，但在地方上，也是数得着的官职了。”

    沈砚之也笑了，笑容淡淡的：“替我谢过大总统和段总长。只是我沈某一介武夫，带兵打仗还行，做地方官，怕是力不从心。再者，我那些弟兄，跟我从关外打到关内，如今让我丢下大半，只带五百人去大沽口，这话，我说不出口。”

    副官脸上的笑容僵了僵：“沈师长，这可是大总统的亲笔批文……”

    “我知道。”沈砚之打断他，站起身走到窗边。院里那株海棠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在风里颤着，“可带兵的人，最重信义。当初起事时，我对弟兄们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今福还没享到，难倒先来了。副官您说，这叫我如何自处？”

    副官不说话了，搓着手，额头上渗出细汗。他出发时段祺瑞交代过，沈砚之这人软硬不吃，能谈则谈，谈不拢也不要撕破脸。如今这架势，是谈不拢了。

    “那……沈师长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三天前就跟段总长说过了。”沈砚之转过身，目光落在副官脸上，“留一标人，三千，驻守天津。遣散费二十块，加田契。若是不行——”

    他顿了顿，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我就带着这一万三千弟兄，回山海关。关外天高地阔，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

    这话里的意思，副官听懂了。回山海关是假，拥兵自重是真。如今北洋军主力多在南方弹压，直隶一带空虚，沈砚之这一万多人要是闹起来，够北京喝一壶的。

    “沈师长言重了，言重了。”副官干笑两声，“这事……容我再向段总长禀报。您先歇着，先歇着。”

    副官匆匆走了。沈砚之重新坐下，看着桌上那份公文，伸手拿过来，慢慢地，一下一下，撕成了碎片。

    纸屑落在青砖地上，像一场小小的雪。

    午后，有人敲门。不是送饭的仆役，是个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手里提个药箱，自称是陆军部医官，奉段总长之命来给沈师长诊脉，看看是否旅途劳顿，需要调养。

    沈砚之让他进来。医官关上门，放下药箱，却不诊脉，而是从袖中掏出一张纸条，递过来。

    纸条上只有三个字：“曹已允。”

    沈砚之抬眼看向医官。医官压低声音：“曹镇守使收了钱，答应替您说话。昨天段总长去保定，曹镇守使在酒席上提了，说直隶地面不太平，沈师长那支部队能征善战，留着有用。段总长没当场答应，但也没驳。”

    沈砚之点点头，将纸条就着蜡烛烧了。火苗舔舐纸角，很快烧成灰烬。

    “还有，”医官接着说，“保定军校那边，学生们闹起来了，联名上书，说裁军是自毁长城，请大总统三思。领头的是个叫蒋光鼐的广东学生，说话很冲，被抓了，关在军校禁闭室。”

    “要紧吗？”

    “不要紧，曹镇守使已经派人去说了，关两天，做做样子就放。”医官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另外，南京来的几位议员，联名在参议院提了议案，反对大规模裁军，说这是鸟尽弓藏。虽然没通过，但闹得沸沸扬扬，报纸上都登了。”

    沈砚之微微皱眉。这事他事先不知情，应该是南京那边同志的声援。好意是好意，但时机不对，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还有谁知道我在这里？”他问。

    “该知道的都知道，不该知道的都不知道。”医官说得含糊，但意思明白：北京城里的革命党同志，已经知道他在这儿了。

    “替我传个话出去，”沈砚之说，“就说我沈砚之多谢诸位好意，但裁军事大，当以大局为重，切莫因我一人，误了国家大事。”

    医官愣了愣：“沈师长，这……”

    “照我说的话传。”沈砚之语气不容置疑。

    医官走了。沈砚之在屋里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