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

    沈砚之认得他。姓林，叫林蔚然，是第三混成旅的文书，北平师范学堂毕业的，入伍还不到一年。二次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投了革命军，被分到旅部当文书。沈砚之和他说过几次话，觉得这个年轻人书生气重了些，但脑子好使，写文章也快。

    “什么事？”

    林蔚然从怀里掏出一卷纸，递过来。“我写了一份告民众书，想请您看看。如果合适的话，等咱们到了宽城，可以印出来张贴。”

    沈砚之接过来，展开。纸上的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像是刻出来的一样。

    告民众书写的是革命军北上的宗旨，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背叛共和，革命军此次出关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是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等待时机再举义旗。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引经据典，从孟子说到卢梭，从华盛顿说到孙中山。

    沈砚之看完，沉默了一会儿。

    “林蔚然，”他说，“你知道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吗？”

    “四百三十七人。”林蔚然答得很快。

    “多少条枪？”

    “步枪三百一十二支，手枪二十六支，机枪一挺。”

    “多少发子弹？”

    林蔚然犹豫了一下。“步枪弹……大约七千发。”

    “七千发，”沈砚之说，“平均每人不到二十发。够打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不够打一场真正的仗。”

    他把告民众书还给林蔚然。“你写的东西很好，但现在不是贴告示的时候。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这四百三十七个人活着走到宽城。到了宽城，有饭吃，有地方住，有子弹补充，再谈告民众书的事。”

    林蔚然接过纸，脸上的表情有些讪讪的。“沈参谋长，我不是不切实际。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光是跑。得让老百姓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跑。不然的话，跟那些溃败的军阀部队有什么区别？”

    沈砚之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很亮，亮得有些刺眼，像是一面刚擦干净的镜子，还没有被硝烟和尘土蒙蔽过。

    “你说得对，”沈砚之说，“咱们不是军阀部队。咱们跟他们的区别，不在于贴不贴告示，在于咱们心里装着什么。你心里装着共和，装着四万万人的福祉，你就是革命军。你心里装着地盘、装着枪杆子、装着升官发财，你就是军阀。贴多少告示都改不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林蔚然的肩膀。“告民众书先留着。等到了宽城，安顿下来，我找人帮你印。但现在——去帮赵营长搬弹药。你那双手，写字行，搬东西也行。”

    林蔚然咧嘴笑了一下，把告民众书塞回怀里，小跑着往前走了。

    沈砚之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二十岁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还在山海关的私塾里教书，白天教孩子们读三字经、百家姓，晚上偷偷看父亲留下来的那些书——《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每一本都被翻得起了毛边。他那时候也和林蔚然一样，觉得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老百姓就会跟着革命党走，革命就一定能成功。

    后来他才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道理是道理，现实是现实。你跟一个快要饿死的人讲共和，不如给他一碗粥。你跟一个被地主欺压的佃农讲民权，不如给他一把锄头去砸地主的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句话他忘了是谁说的，但他觉得有道理。

    队伍在汤道河镇外停下来休整。赵德柱带着人把大车上的弹药卸下来，分装成背包，每人多背十几斤。三辆大车被推到路边的沟里，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火苗窜起来的时候，黑烟滚滚，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格外显眼。

    “快点走，”沈砚之催促道，“这烟十里外都看得见。北洋军的探子要是看见了，追上来就麻烦了。”

    队伍加快了速度，往北面的山里走。路越来越窄，两边的山越来越陡，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走到鹰愁涧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赵德柱打着一盏马灯在前面探路，沈砚之跟在后面。路确实窄，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一边是直上直下的石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涧谷。涧底有水流的声音，轰隆隆的，像是远处的雷声。

    “慢一点，一个一个过。”赵德柱的声音从前面传回来，在峡谷里回荡，变成一连串模糊的回声。

    士兵们排成一列长队，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马匹不肯走，被几个士兵又推又拽，嘶叫着往前冲，蹄子在石头上打滑，溅起一串串火星子。一个士兵脚下一滑，整个人往涧谷那边倒去，旁边的人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拉了回来。两个人摔在路中间，大口大口地喘气。

    “谢了，兄弟。”那个差点掉下去的士兵说，声音发抖。

    “少废话，走。”救他的人说，声音也在抖。

    沈砚之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