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地走过去。马灯的灯光在队伍里缓慢移动，像一只萤火虫在黑暗的山谷里挣扎着飞行。他数着人数——一百、二百、三百——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士兵，他都能看到他们的脸。有的年轻，有的老，有的镇定，有的慌张。但不管是什么表情，他们都在往前走。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队伍终于过了鹰愁涧。前面的路开阔了一些，两侧的山也退远了。赵德柱在一块平地上点了篝火，让大家歇一口气。

    沈砚之清点了一下人数——四百三十一人，少了六个。

    “那六个人呢？”他问赵德柱。

    赵德柱的脸色在火光下显得有些发青。“有三个是在鹰愁涧那边走散的，天黑路窄，可能是掉队了。还有三个——跑了。”

    沈砚之没有说话。

    “也不能怪他们，”赵德柱说，“这种苦日子，不是谁都能扛下来的。”

    “我知道。”沈砚之说，“明天天亮之后，派人回去找那三个走散的。跑了的——就算了。”

    他坐在篝火旁边，从怀里掏出干粮——两块冻得硬邦邦的杂面饼子，用火烤了烤，掰开，塞进嘴里。饼子有一股酸味，嚼起来像是在嚼木头，但他吃得很认真，一口一口地嚼，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林蔚然坐在他对面，手里也拿着一块饼子，但没有吃。他盯着篝火发呆，镜片上映着跳动的火焰。

    “林蔚然，”沈砚之叫他，“怎么不吃？”

    “吃不下。”林蔚然说，“沈参谋长，你说咱们到了宽城之后，程师长那边能有多少人？”

    “程振邦的骑兵旅，满编是一千二百人。但从关内撤出来的时候打了几仗，伤亡不小。现在能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估计七八百吧。”

    “加上咱们这四百多人，也就一千出头。”林蔚然说，“一千多人，能干什么？”

    沈砚之把最后一口饼子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一千多人，能干的事情多了。”他说，“袁世凯不是神仙，他管不了天下每一个角落。热河、察哈尔、绥远，这些地方天高皇帝远，北洋军的势力伸不过来。咱们在这里扎下根，慢慢发展，等时机成熟了，再打回去。”

    “等时机成熟，”林蔚然苦笑了一下，“要等多久？”

    沈砚之看着他，没有回答。

    他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也许一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等到袁世凯老死，也许等到北洋军自己内讧，也许等到南方再举义旗。也许永远都等不到。

    但他不能这么说。

    “不管等多久，”他说，“只要咱们还在，共和的火种就没有灭。只要火种还在，迟早有一天会烧起来。”

    林蔚然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饼子塞进嘴里，咬了一大口，嚼了几下，梗着脖子咽了下去。

    “沈参谋长，”他说，嘴里还含着饼子，声音含含糊糊的，“我信你。”

    沈砚之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但在篝火的光芒里，显得格外温暖。

    “别信我，”他说，“信你自己。信你心里那个东西——那个让你从北平跑到滦州、从滦州跑到关外的东西。那个东西比谁都可靠。”

    后半夜，风停了。

    沈砚之靠在一块石头上，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他听着篝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听着远处涧谷里水流的声音，听着哨兵来回踱步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奇怪的节奏，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咱们家三代人，就干了这一件事。”

    爷爷那一代，是太平天国的时候。那时候他爷爷还是个山海关外的猎户，跟着乡亲们一起打鞑子。后来太平天国失败了，他爷爷回到山海关，继续打猎，但把一把短剑传给了他父亲，告诉他——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父亲那一代，是甲午战争的时候。父亲没有去打仗，他在山海关开了一间小铺子，卖些杂货，暗中接济那些从关内过来的革命党人。父亲说，打鞑子不一定要用刀枪，用钱、用粮食、用一间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是在打。

    到了他这一代，他用的是枪。

    三代人，一百年，用的方式不同，但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沈砚之睁开眼睛，看见东方的天际线上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天快亮了。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脚，走到篝火旁边，添了几根柴。火苗重新旺起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又长又瘦，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很久的树。

    “传令下去，”他对身边的哨兵说，“准备出发。”

    哨兵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沈砚之站在篝火旁边，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影。他知道，过了前面那道山梁，就是宽城。程振邦在那里等着他。也许还有饭吃，也许还有子弹，也许还有一场新的仗要打。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