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有的在税警团，有的在铁路巡防队。人数不多，加起来不到五百，但都是敢拼敢杀的老兄弟。”

    “枪呢？”

    “枪也有。”沈砚之又指向几个蓝点，“德租界、法租界有几家洋行，表面做正经生意，暗地里走私军火。我已经打通关节，可以搞到一批毛瑟枪和子弹。另外，天津机器局里也有我们的人，能弄出些手榴弹、炸药。”

    程振邦的眼睛亮了：“你打算在天津起事？”

    “不是起事，是放火。”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重重一点——天津老城，鼓楼。

    “袁世凯计划在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下个月，正式接受‘推戴’，登基称帝。登基大典在北京，但天津是北京的东大门，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北洋的老巢。如果我们在天津闹出大动静，烧几个衙门，炸几座仓库，袁世凯必然惊惧，会从南方前线调兵回防。这样一来，云南、广西的压力就小了，起事成功的把握就大了。”

    程振邦盯着地图，沉吟道：“计划是好，但风险太大。天津是北洋重镇，驻军上万，巡警、密探遍地都是。我们这五百人，杯水车薪。”

    “所以不是硬拼，是智取。”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你看，天津的军政要地，主要集中在三处：一是老城里的直隶总督衙门、警察厅；二是河北新区的陆军部天津行营、军械库；三是租界区，各国领事馆、洋行。我们要动手，就选在老城和新区的交界处——这里驻军相对薄弱，又是交通要道，闹出动静，全城都能听见。”

    “具体时间？”

    “十二月十一日，子时。”沈砚之说，“袁世凯登基前夜。那时候，北京城里忙着筹备大典，天津的官员也大半会去北京朝贺，留守的兵力最少，防备最松懈。”

    程振邦盯着地图，久久不语。窗外的雨声渐渐大了，敲在玻璃上，噼啪作响。远处，海河上的汽笛声穿透雨幕，呜咽着，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砚之兄，”程振邦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这一仗，若是败了……”

    “若是败了，”沈砚之接上他的话，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你我便是乱党，是逆贼，是要砍头示众的。跟着我们的五百兄弟，他们的家小，也要受牵连。”

    “那你还——”

    “振邦兄。”沈砚之抬起头，看着程振邦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疲惫，有忧虑，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执拗的光，“你还记得宣统三年，我们在山海关起义的那个雪夜吗？”

    程振邦愣了愣，点头。

    “那晚，我们在关帝庙前誓师，三千乡勇，只有三百条枪。守关的清军有两千，枪炮齐全。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去送死。”沈砚之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可我们还是去了。为什么？”

    “因为……”程振邦的喉结动了动，“因为不能再让满清骑在汉人头上，因为要建立共和，因为……”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沈砚之打断他，一字一顿，“中国人，不能跪着活。”

    屋子里陷入沉默。只有雨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报童越来越远的叫卖声：

    “看报看报！大总统申令，国体问题，听之民意……”

    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蜿蜒流下，像眼泪。

    “袁世凯要当皇帝，就是要让四万万中国人，重新跪下去。”他没有回头，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却又异常挺拔，“辛亥年，我们跪了一次，跪了两百六十八年。现在好不容易站起来了，他袁某人一句话，又要我们跪。振邦兄，你说，我们能跪吗？”

    程振邦也站起来，走到沈砚之身边。两个男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雨中的天津卫。街道湿漉漉的，有马车驶过，溅起水花。几个穿着破棉袄的乞丐缩在墙角，瑟瑟发抖。远处，租界区的霓虹灯已经亮起，在雨幕中晕开五颜六色的光。

    “不能跪。”程振邦说，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

    “是，不能跪。”沈砚之转过身，脸上露出一种近乎悲壮的笑容，“所以这一仗，要打。哪怕只有五百人，哪怕只有几条破枪，也要打。打不赢，也要打。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看看，中国人，不是谁想当皇帝就能当的！”

    程振邦重重握住沈砚之的手：“我跟你干。”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骨节发白。

    “不过，”程振邦松开手，恢复了一贯的冷静，“计划要再细些。五百人，怎么集结？武器怎么分发？动手之后，怎么撤退？这些都得想清楚。另外，租界区要安排好退路，万一事败，得有个藏身之处。”

    沈砚之点头，重新坐回桌前，摊开纸笔：“我都想过了。五百人，分成十队，每队五十人，设正副队长各一。集结地点选在三处：老城里的大悲院，河北的望海楼教堂，还有这里——法租界的这栋小楼。武器分三批运送，一批走海路，从塘沽上岸；一批走陆路，藏在运煤车里；还有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