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从警察厅的军械库里‘借’。”

    “警察厅？”程振邦挑眉。

    “警察厅里有我们的人，副厅长是我当年在山海关的老部下。”沈砚之在纸上快速写着，“动手那晚，他会‘恰好’去北京述职，军械库的钥匙会‘不小心’落在桌上。”

    程振邦笑了：“好个‘不小心’。那撤退路线呢？”

    “事成之后，所有人化整为零，分散撤离。大部分兄弟，趁乱出城，往冀东山区撤，那里有我们的落脚点。你我，还有几个负责人，退入租界，坐船南下，去上海，与孙先生会合。”

    “袁世凯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严查租界。”

    “所以，我们要借洋人的势。”沈砚之放下笔，“我已经联系了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动手那晚，他们会全程跟随，拍照、记录。只要洋人的报纸一登，袁世凯就不敢在租界里大肆搜捕——他还要靠洋人承认他的皇帝位子呢。”

    程振邦深深看了沈砚之一眼：“砚之兄，这两年，你成长了。”

    沈砚之苦笑：“被逼的。在北洋政府里，天天跟那些官僚、军阀周旋，看他们勾心斗角、卖国求荣。看得多了，也就学会了。”

    两人又就细节商议了一个多小时。天色渐暗，雨停了，但乌云还未散去，天空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街灯一盏盏亮起，昏黄的光晕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漾开。

    “对了，”程振邦突然想起什么，“你家里……安排好了吗？”

    沈砚之脸上的表情僵了僵。他沉默片刻，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女人眉眼温婉，笑得有些腼腆；小女孩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镜头。

    “这是内子淑娴，和小女若兰。”沈砚之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两年前，我把她们送到上海，托朋友照看。淑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知道我在北京当差，很忙，不能常回家。每个月，我会寄钱、写信，说些家常话。”

    “你没告诉她们实情？”

    沈砚之摇头：“告诉了，徒增担忧。淑娴身体不好，若兰还小。若这次事败……”他顿了顿，将照片小心翼翼收回怀里，“我在汇丰银行存了一笔钱，足够她们母女生活。也留了信，托朋友在我死后转交。信里，我把一切都说了。”

    程振邦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没事。”沈砚之笑笑，那笑容里有太多东西，但最终都化为平静，“从辛亥年起义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能全身而退。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现在，不过是把这条命，用在它该用的地方。”

    窗外，暮色四合。天津卫的灯火渐次亮起，星星点点，在潮湿的夜色中晕开。远处，海关大楼的钟敲响了，当，当，当，一共六下。钟声沉郁，穿透薄暮，传得很远。

    “时间差不多了。”沈砚之站起身，“其他同志该到了。振邦兄，我们去楼下，接应他们。”

    两人一前一后走下楼梯。小楼的一楼是个茶叶铺面，货架上摆着各色茶罐，空气中弥漫着陈年普洱的醇香。掌柜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瘦小男人，看见沈砚之，微微点头，继续拨弄着算盘，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算账。

    铺面后门打开，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闪身进来，浑身湿透，肩上背着书包。看见沈砚之，他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压低声音：

    “沈先生，北京的李先生到了，在码头仓库。”

    “几个人？”

    “三个。李先生，还有他的两个学生。”

    “路上可安全？”

    “安全。我们走的水路，从通州上船，一路到塘沽，没遇到盘查。”

    沈砚之点点头：“你先带他们去仓库二楼休息，我半个时辰后到。记住，走小巷，绕开巡警。”

    “明白。”

    年轻人转身又消失在雨幕中。紧接着，后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个中年妇人，拎着菜篮，像是刚买完菜回来。她看见程振邦，愣了一下，随即认出，眼眶瞬间红了。

    “程大哥……”

    “秀姑。”程振邦迎上去，握住妇人的手，“辛苦你了。”

    秀姑是程振邦的堂妹，辛亥年起义时，丈夫战死在山海关。这些年，她一直在天津，表面上是茶叶铺的老板娘，实则是革命党在天津的重要联络人。

    “不辛苦。”秀姑抹了抹眼睛，从菜篮底层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沈砚之，“沈先生，这是你要的东西。”

    沈砚之接过，打开布包，里面是十本小小的册子，封面上写着“圣经”二字。他翻开一本，内页却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地址、代号——这是天津地区所有革命党人的联络名单，以及各处的秘密据点、武器藏匿点。

    “都在这儿了。”秀姑说，“按您的吩咐，一式十份，分藏十处。万一有一处暴露，其他的还能用。”

    “好。”沈砚之将布包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