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西元1915年，深秋。

    天津卫笼罩在一片萧瑟的秋雨中。海河的水面上漂着枯叶，码头上卸货的苦力缩着脖子，嘴里呵出的白气在冷风中迅速消散。租界区的教堂钟声按时敲响，与老城里隐约传来的叫卖声交织，在这座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上空回荡。

    法租界，维多利亚道，一栋不起眼的红砖小楼。

    沈砚之站在二楼窗前，看着街道上稀疏的行人。他穿着深灰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窗外，一个报童正扯着嗓子叫卖：

    “看报看报！筹安会发表宣言，主张君主立宪！杨度、孙毓筠等六君子联名吁请，国体问题亟待解决！”

    “卖报！卖报！大总统发表申令，对国体问题持中立态度，听之民意！”

    沈砚之的眉头深深皱起。他放下茶杯，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这是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程振邦送给他的。表壳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那年伏击战中，一颗子弹擦过留下的。

    表针指向下午三点。

    距离约定的接头时间，还有半小时。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很轻，很稳。沈砚之没有回头，只是从窗户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走了上来。那人在楼梯口停住，摘下帽子，露出一张方正的脸——正是程振邦。

    “砚之兄，久等了。”

    沈砚之这才转过身。两年不见，程振邦瘦了些，但眼神更锐利了，眉宇间多了几分风霜。两人相视一眼，没有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坐。”沈砚之指了指屋里的藤椅，自己也在对面坐下，“路上可还顺利？”

    “还好。”程振邦脱下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从日本到塘沽，走的是货轮，躲在煤舱里三天三夜。上岸后，租界里的同志接应，一路还算平安。”

    “同志们都到了？”

    “都到了。”程振邦压低声音，“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广州的朱执信先生，都派了代表。还有云南的蔡锷将军，虽然没有亲自来，但派了心腹参谋。现在，全国反对帝制的力量，就等一个信号了。”

    沈砚之点点头，但表情并不轻松：“袁世凯那边呢？有什么动静？”

    “老袁的戏，是越唱越足了。”程振邦从怀里掏出一份报纸，摊在桌上。头版头条，赫然是“筹安会六君子联名上书，吁请改行君主立宪”的大字标题。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沈砚之念着那六个名字，声音里带着讽刺，“都是名动一时的学者、名流，如今倒成了袁世凯复辟的吹鼓手。”

    “何止这六人。”程振邦指着报纸内页，“你看这里，各省的‘公民请愿团’、‘商会联合请愿’、‘军界请愿’，一窝蜂似的往北京递折子，都说‘民心所向，非君主立宪不可’。真当天下人是瞎子么？这背后，没有袁世凯的授意，没有北洋军阀的操纵？”

    沈砚之沉默片刻，从抽屉里取出一叠文件：“我这边也拿到些东西。上个月，我以陆军部参议的身份，参加了段祺瑞的军事会议。会上的意思很明确，北洋内部，除了段祺瑞还有些犹豫，冯国璋、曹锟、张作霖这些人都已经表了态，支持老袁称帝。”

    “段祺瑞犹豫？”程振邦挑眉，“他可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

    “正是因为是老袁提拔的，才更清楚老袁的为人。”沈砚之翻开一页文件，“段祺瑞私下里说过，老袁若是当大总统，北洋还能维持表面团结；若是当了皇帝，各省督军谁还肯俯首称臣？到时候，天下非大乱不可。”

    “他有这个见识，为何不劝阻？”

    “劝阻？”沈砚之苦笑，“振邦兄，你我在北洋待过，难道不知？袁世凯要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段祺瑞劝过，没用。现在老袁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了，身边围着的，都是杨度、袁克定这些怂恿他登基的佞臣。”

    程振邦一拳捶在桌上，震得茶杯叮当作响：“这个老匹夫！辛亥年，我们流血牺牲，推翻满清，为的是建立共和。他倒好，捡了现成的江山，现在又要坐龙廷！他若敢称帝，我程振邦第一个不答应！”

    “不止你一个不答应。”沈砚之按住程振邦的手，示意他冷静，“孙先生在日本已经发了讨袁檄文，号召全国讨逆。云南的蔡松坡（蔡锷）、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都在暗中准备。我们要做的，是在北方响应，牵制北洋主力，为南方起兵争取时间。”

    “怎么响应？”程振邦问，“你在陆军部，我在日本，手上无兵无将，拿什么响应？”

    沈砚之从文件最底层抽出一张地图，铺在桌上。那是一张京津地区的详图，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

    “兵，我有。”沈砚之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红点，“这两年，我在京津地区秘密联络了当年山海关起义的旧部。他们现在散在各处，有的在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