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正月，北京。

    雪从昨晚开始下，到清晨时已经积了半尺厚。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穿长袍马褂的商人，着西装的洋行买办，披军大衣的军官，还有衣衫褴褛、探头探脑的黄包车夫。蒸汽机车喷出的白气混着人呼出的白雾，在寒冷的空气中缭绕不散。

    沈砚之提着皮箱，跟着人流走下火车。脚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北方的冷和南方不同，是干冷，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他紧了紧身上的呢子大衣——这是程振邦临别时送的，说“北京比南京冷，别冻着”。

    “沈参议！沈参议！”

    一个穿灰布棉袍的年轻人挤过人群，跑到他面前，哈着白气：“您是沈砚之沈参议吧？陆军部派我来接您。我叫赵安，是部里的文书。”

    沈砚之打量了他一眼。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笑起来很殷勤，但眼神里透着机灵。

    “有劳了。”沈砚之点点头。

    “车在外面等着，您这边请。”赵安接过皮箱，引着沈砚之往站外走。

    火车站外人声鼎沸。汽车、马车、黄包车挤作一团，喇叭声、铃铛声、车夫的吆喝声混成一片。几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挥舞着警棍，大声呵斥着试图靠近的乞丐和小贩。远处，前门的箭楼在雪雾中若隐若现，沉默地俯视着这座喧嚣的城市。

    赵安领着沈砚之走到一辆黑色轿车前。车是福特牌，半新不旧，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看到他们，下车打开后门。

    “沈参议，请。”赵安躬身。

    沈砚之坐进车里。皮座椅冰凉，车里有一股浓重的烟味和皮革味混合的气味。赵安把皮箱放在副驾驶，自己坐进后座，关上门。

    “去陆军部招待所。”他对司机说。

    车缓缓启动，驶入前门大街。街道两旁的店铺已经开门，粮店、布庄、当铺、茶楼，招牌在风雪中摇晃。行人裹着厚厚的棉衣，缩着脖子匆匆赶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窗上结着冰花。

    “沈参议是第一次来北京吧？”赵安笑着问。

    “第二次。”沈砚之说，“十年前来过一次，那时还是光绪年间。”

    “那变化可大了。”赵安说，“这些年修了马路，通了电车，前门大街两边盖了不少洋楼。就是这天气，您得适应适应。北京这地方，冬天能冻掉耳朵。”

    沈砚之看着窗外。确实变了。他记得十年前来北京时，前门大街还是土路，下雨天满是泥泞。街两边多是平房，偶尔有几栋二层小楼，就算是气派了。现在，柏油马路，西式建筑，穿西装的人多了，马车少了，汽车多了。

    可有些东西没变。

    街角，几个乞丐蜷缩在屋檐下，身上盖着破麻袋，在风雪中瑟瑟发抖。一个老太婆跪在路边，面前摆着个破碗，不停地磕头。拉黄包车的车夫光着脚在雪地里跑，脚冻得发紫。

    这就是民国？这就是共和？

    沈砚之收回目光，问赵安：“赵文书在陆军部多久了？”

    “三年了。”赵安说，“前清时就在陆军部当差，民国了，接着干。反正给谁干活不是干？有口饭吃就行。”

    “倒是实在。”沈砚之笑了。

    “让沈参议见笑了。”赵安挠挠头，“我们这些小人物，管不了国家大事，能养活一家老小就不错了。不像您，革命功臣，孙大总统亲自点的将，将来肯定高升。”

    沈砚之没接话。他知道，这个赵安看着憨厚，其实不简单。能从前清干到民国，在陆军部这种地方混三年，绝不是个省油的灯。

    车拐进一条胡同。胡同很窄，两边是高墙，墙上爬着枯藤。雪还在下，落在瓦檐上，积了厚厚一层。偶尔有乌鸦从光秃秃的槐树上飞起，“嘎嘎”叫着，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掠过。

    “到了。”车在一座四合院前停下。

    院门是朱红色的，已经有些斑驳，门楣上挂着块木牌，写着“陆军部招待所”六个字。赵安下车，推开院门。

    “沈参议，请。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沈砚之跟着他走进院子。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坐北朝南，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里种着两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雪。正房门口挂着棉门帘，窗户上糊着高丽纸。

    “正房东间是您的。”赵安引着他进屋。

    屋里生着煤炉，暖和多了。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还有个洗脸架。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已经泛黄，看不出年代。

    “条件简陋，委屈沈参议了。”赵安说，“部里经费紧张，招待所只能这样。您先歇着，中午饭有人送来。下午我带您去部里报到，见段总长。”

    “段总长？”

    “段祺瑞段总长，陆军部总长。”赵安压低声音，“咱们的顶头上司，袁大总统的心腹。下午见他，您可得注意着点。”

    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