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让我跟着你，说你这小子有股狠劲，但太愣，得有人看着。”

    “我爹看人准。”沈砚之笑了笑，笑容很淡，“这十二年，咱们一起打过老毛子，杀过清兵，造过反，革过命。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回，我都记不清了。但这次，可能真的过不去了。”

    “你——”

    “听我说完。”沈砚之打断他，“我这条命，从光绪二十九年我爹死的那天起，就不是我自己的了。我爹让我活着，看看这世道能不能变好。我看见了，武昌起义，民国建立，几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可我也看见了，袁世凯窃国，革命党人流血换来的江山，又落到了独夫民贼手里。”

    他喘了口气，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来：“现在孙先生又举旗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败，中国就真的没希望了。所以我必须去，爬也得爬去。但你不能跟我一起。”

    程振邦瞪大眼睛：“你说啥？”

    “你得留下。”沈砚之看着他的眼睛，“我们在直隶、山东、河南，还有多少兄弟？老周死了，小四川死了，但还有老王、老李、小赵……他们现在群龙无首。你得把他们拢起来，能拉多少人拉多少人，在北方闹出动静来。袁世凯派兵南下，后方就空虚。你们在北方闹得越凶，南方的压力就越小。”

    “可你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是块怀表，表盖已经碎了，但表针还在走。他拧开后盖，里面没有机芯，只有一张卷得很细的纸条。“我在陆军部这两年，不是只发了几封电报。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都有我们的人。商人、学生、老师、甚至衙门里的小吏。这条线，只有我知道怎么联系。我必须活着，把这条线交给南方。”

    程振邦不说话了。他盯着沈砚之，盯着这个认识十二年、跟了十二年的兄弟。沈砚之的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两簇烧着的炭。

    “你打算怎么走？”良久，程振邦问。

    “走水路。”沈砚之说，“从通州上船，顺着大运河南下。沿途的码头，有我们的人接应。我伤得重，走陆路撑不住，水路慢，但稳。”

    “可你的画像——”

    “所以需要你帮忙。”沈砚之从怀里又掏出一把小刀，刀身很短，但很锋利，“帮我改改样子。”

    程振邦接过刀，手在抖。

    “下不了手？”沈砚之笑了，“当年在关外，我被老毛子的马刀砍在脸上，血肉模糊，是你给我缝的。二十二针，你说我命硬，阎王爷不收。”

    “那不一样。”程振邦的声音发哽。

    “一样。”沈砚之闭上眼睛，“来吧。改得越狠，越认不出来。”

    程振邦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想起十二年前，在山海关的军营里，第一次见到沈砚之。那时沈砚之还是个少爷，穿着长衫，说话文绉绉的，但眼神里有股狠劲。后来他爹死了，沈砚之一夜之间长大，带着乡勇打游击，杀清兵，眉头都不皱一下。再后来革命了，民国建立了，沈砚之去了北京，穿上了北洋军的军装，在陆军部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很多人都说，沈砚之变了，被袁世凯收买了。只有程振邦知道，沈砚之每天晚上都在发报，把北洋军的机密一份一份送出去。

    “快点。”沈砚之说，“天快亮了。”

    程振邦咬咬牙，举起了刀。

    ------

    三天后，通州码头。

    一艘破旧的漕船靠在岸边，船老大是个五十来岁的干瘦老头，蹲在船头抽旱烟。码头上人来人往，挑夫扛着麻袋，小贩吆喝着卖烧饼，几个兵痞在收“保护费”，骂骂咧咧。

    沈砚之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来。他换了身打扮，破棉袄，旧毡帽，脸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绷带下是程振邦的“手艺”——三道刀疤，从左额划到右下颌，皮肉外翻，看着吓人。真的伤口在绷带下，假的伤口在绷带外，真真假假，就算拆了绷带，也认不出这是曾经那个英气逼人的沈参谋。

    “船家，走不走？”他哑着嗓子问。

    船老大瞥了他一眼：“去哪儿？”

    “南边，能走多远走多远。”

    “南边？”船老大吐了口烟，“南边在打仗，你不知道？”

    “知道。可老家遭了灾，回去讨口饭吃。”

    “船费可不便宜。”船老大伸出三根手指，“这个数，大洋。”

    沈砚之从怀里摸出三块大洋，递过去。船老大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又看了看沈砚之的腿：“你这腿，能上船吗？”

    “能。”沈砚之咬着牙，拄着拐杖往船上挪。每走一步，右肩的伤口就撕裂般地疼。他额头上冒出冷汗，但一声不吭，一步一步挪上跳板，挪进船舱。

    船舱里堆着货，一股霉味。沈砚之在角落里坐下，靠着麻袋，大口喘气。船老大在外面喊：“开船喽——”

    船桨划开水，漕船缓缓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