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二月的南京，春寒料峭。

    沈砚之站在临时政府陆军部二楼的窗前，看着庭院里那几株腊梅。花已经开到了尾声，残瓣在料峭的寒风中颤抖，像极了这座新生政权摇摇欲坠的局势。

    楼下传来脚步声，很重，是军靴踩在木楼梯上的声音。一声，两声，不紧不慢，却每一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沈砚之没有回头。他的手按在窗台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窗外，一队穿着新式军装的士兵正列队走过，刺刀在薄薄的春雪中闪着冷光。那是北洋军，袁世凯从北方调来的“卫戍部队”。

    “沈参谋，袁大总统有请。”

    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公事公办的刻板。沈砚之缓缓转身，看向门口那个穿着北洋将校服的中年军官——陆军部副官长徐世铮，袁世凯的心腹。

    “徐副官长。”沈砚之微微颔首，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恭敬，“大总统召见，不知何事？”

    “去了便知。”徐世铮侧身让开一步，做了个“请”的手势，但眼神里没有丝毫温度。

    沈砚之整了整军装——这套少将衔的制服，是临时政府授的，穿在身上还不到三个月。肩章上的将星崭新，在透过窗棂的微光中闪烁着，像两滴尚未凝固的血。

    他跟着徐世铮走下楼梯。陆军部的走廊很长，两侧挂着临时政府要员的画像：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画像都是新裱的，但已经有些歪斜，像这个政权一样，根基不稳。

    走廊尽头，是原来两江总督署的西花厅，现在是袁世凯的临时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低沉的说话声，是北方口音。

    徐世铮在门前停下，立正，高声道：“报告！陆军部参谋沈砚之带到！”

    “进来。”

    声音不高，但穿透力很强。沈砚之推门进去，首先闻到的是雪茄烟的味道，浓烈，辛辣，混杂着某种名贵熏香的甜腻。

    房间很大，原本是书斋，现在被改成了办公室。靠北墙摆着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案，案后坐着一个人，穿着北洋政府的大元帅服，胸前挂满了勋章。正是袁世凯。

    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头也没抬，只是摆了摆手，示意沈砚之稍等。

    沈砚之立正站好，目光平视前方。但他眼角的余光，已经将房间里的情形尽收眼底。

    书案左侧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穿着上将制服，脸色铁青，手里攥着一份电报，指节捏得发白。另一个是外交总长陆徵祥，西装革履，正用一块白手帕擦着额头的汗。

    右侧的沙发上，坐着几个洋人。最显眼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茶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旁边是美国公使芮恩施，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各国列强的代表，几乎到齐了。

    空气里有一种紧绷的沉默，像拉满的弓弦。

    终于，袁世凯放下文件，抬起头。他的脸很圆，眼睛很小，但目光锐利得像刀子，在沈砚之身上扫过。

    “沈参谋，”袁世凯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在山海关，带了多少人起义？”

    “回大总统，”沈砚之立正答道，“三千乡勇。”

    “三千人……”袁世凯摸了摸下巴上的短须，“就靠三千乌合之众，拿下了天下第一关。不错，是个人才。”

    这话听不出是褒是贬。沈砚之没有接话，只是挺直了腰杆。

    “不过，”袁世凯话锋一转，“我听说，你父亲沈文忠，原来是关外绿营的参将？光绪二十六年，俄国人打过来的时候，他带着三百残兵，守锦州城守了七天七夜，最后城破殉国。可有此事？”

    沈砚之的心猛地一紧。父亲殉国的事，知道的人不多。袁世凯特意提起，绝不是偶然。

    “是。”他沉声答道，“先父殉国时，末将年方十四。”

    “忠烈之后啊。”袁世凯点了点头，但眼神里没有丝毫暖意，“那你可知，你父亲守城时，朝廷的援军为什么没到？”

    沈砚之的呼吸停了一瞬。

    他当然知道。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俄军趁机侵占东北。父亲在锦州死守，等来的不是援军，而是朝廷一纸“相机撤退”的命令。父亲抗命不遵，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事后朝廷为掩人耳目，追封了个虚衔，但沈家上下都知道，父亲是被朝廷抛弃的。

    “末将不知。”沈砚之垂下眼帘。

    “不知？”袁世凯笑了，笑声短促而干涩，“那我告诉你。因为当时朝廷的主力，都在保定、天津一带，对付洋人。锦州？太远了，顾不上了。”

    他站起身，绕过书案，踱到沈砚之面前。他的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站在那里，像一堵墙。

    “打仗就是这样，沈参谋。”袁世凯看着沈砚之，一字一句地说，“有些地方，必须守。有些地方，守不住，就得弃。这不是冷血，这是大局。”

    沈砚之感到后背渗出冷汗。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