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戴着。”

    长崎丸在海上航行了三天两夜。

    第三天傍晚，船缓缓驶入黄浦江。沈砚之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景色。外滩的洋行大楼灯火通明，江面上穿梭着大大小小的船只，码头上工人扛着货包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这片繁华底下，他嗅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腐朽气息。

    江边停着几艘军舰，桅杆上挂着五色旗——袁世凯政府的旗帜。岸上有巡警在巡逻，腰间别着枪，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下船的旅客。

    “不要紧张。”沈砚之低声对程振邦说，“我们的证件是东京那边做的，应该没问题。”

    程振邦点了点头，将手里的行李袋换了个姿势，挡住了腰间那把手枪的轮廓。

    四人混在旅客中下了船，经过海关检查口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警拦住了他们。

    “证件。”

    沈砚之将提前准备好的证件递过去。证件上写的名字是“王德明”，职业是“商人”，籍贯是“浙江宁波”。照片是他本人的，但经过特殊处理，眉眼之间做了细微的修改，不仔细看认不出来。

    巡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抬头看了看沈砚之的脸。

    “你是做哪行生意的？”

    “丝绸。”沈砚之的回答简洁而自然，“杭州那边的货，运到上海来卖。”

    巡警又看了他几秒钟，将证件还给了他。

    “走吧。”

    四人快步走出码头，在路边拦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去哪里，沈砚之说了一个地址——法租界的一间小旅馆，是黄兴告诉他的，那里是革命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车子在法租界的街道上穿行。这里的氛围和公共租界完全不同，街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路上的行人穿着也更体面一些。巡捕房里走出来的是安南巡捕，戴着标志性的白色头盔。

    到了旅馆，沈砚之开了两个房间。他和程振邦一间，沈若薇单独一间。

    安顿下来之后，程振邦问他：“下一步怎么走？”

    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街道。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路灯下吆喝，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一个乞丐蜷缩在墙角，身上盖着一张破报纸。

    “先找到联络人。”沈砚之说，“孙先生说国内已经布置好了，会有人来找我们。”

    “什么时候？”

    “不知道。可能在今天，可能在明天，可能在一个月后。”沈砚之转过身，“在这之前，我们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

    他们在旅馆里等了三天。

    三天里，沈砚之几乎没有出过房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报纸。上海的报纸比长崎的丰富得多，有《申报》《新闻报》《时报》，还有几份英文报纸。他逐字逐句地读，从字里行间分析国内的局势。

    袁世凯的势力如日中天。

    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修订总统选举法——他一步一步地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离那个黄澄澄的龙椅越来越近。报纸上不敢直接骂他，但字里行间的讽刺和不满，像暗流一样在字面底下涌动。

    日本也在步步紧逼。二十一条要求已经公开，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暂时搁置，但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山东、满洲、福建——他们的胃口远不止这些。

    第三天晚上，有人敲门。

    程振邦警惕地站起来，手按在腰间。沈砚之朝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退到门边，然后走到门前，低声问：“谁？”

    门外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送夜宵的。您要的馄饨。”

    沈砚之皱了皱眉。他没有叫过夜宵。

    但那个声音说出的“馄饨”二字，用的是浙江绍兴口音。而黄兴告诉他的暗号，正是“绍兴馄饨”四个字。

    他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提着一个竹编的食盒。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却很亮，像是两颗被岁月打磨过的黑石子。

    “王先生？”老者问。

    沈砚之点了点头。

    老者提着食盒进了屋，将门关上。他把食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不是馄饨，而是一沓文件和*枪。

    “这是孙先生让我带给您的。”老者的声音压得很低，“文件是国内的军事部署图，手枪是德国造的，消音，好藏。”

    沈砚之拿起那把手枪，在手里掂了掂，又放下。

    “您怎么称呼？”

    “叫我老周就行。”老者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沈砚之，“这是您在南京的新身份。您现在不叫王德明了，叫周明远，是金陵女子中学的国文教员。”

    沈砚之接过纸条，扫了一眼上面的信息。

    “金陵女子中学？”他有些意外。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