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湾的晨雾浓得像化不开的米汤。

    沈砚之站在码头上，身后是那艘即将驶往上海的客货混装船“长崎丸”。程振邦正在船舷边和两个护卫清点行李，沈若薇抱着一个布包站在不远处，脸上是那种强压着兴奋却故作平静的表情。

    他们在东京待了七天。

    七天里，沈砚之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参加了两次中华革命党的筹备会议，还单独与李大钊在神田的一家中餐馆里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吃了将近四个小时，两个人从中国的乡村问题聊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土地制度聊到教育普及。李大钊比他大两岁，但思想比他走得远得多。他说的话，有些沈砚之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但每一个字都像种子一样埋在了他心里。

    “沈将军。”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砚之转过身，看到黄兴快步走来。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和服外套，脚下是木屐，走路的姿势有些不协调，像是穿不惯这身行头。

    “黄先生，你怎么来了？”沈砚之有些意外。昨天黄兴已经跟他道过别，说今天有事不能来送。

    黄兴走到他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他。

    “这是孙先生让我转交的。”黄兴说，“不多，但够你们回国后安顿下来。”

    沈砚之没有接。他知道孙中山和黄兴现在也不宽裕，革命党在海外的经费全靠华侨募捐，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拿着。”黄兴将布包塞进他手里，“孙先生说，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你那些弟兄的。他们在长崎吃了四个月的苦，不能让他们空着手回去。”

    沈砚之握紧布包，点了点头。

    “黄先生，孙先生那边——”他顿了顿，“你们在日本也要小心。袁世凯和日本方面已经达成了协议，他们不会让你们安生待着的。”

    黄兴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你放心，我们这些人，早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他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倒是你，回国之后更要小心。你的通缉令还在，袁世凯的人到处在找你。”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黄兴压低声音，“孙先生让我告诉你，他在国内已经布置了一条秘密联络线。你回去之后，会有人主动联系你。暗号是——”

    他在沈砚之耳边低声说了几个字。

    沈砚之记住后，后退一步，向黄兴深深鞠了一躬。

    “黄先生，保重。”

    “保重。”

    长崎丸拉响了汽笛，白色的蒸汽从烟囱里喷涌而出，在海面上飘散。

    沈砚之转身登船，程振邦和沈若薇已经上了甲板。他站在船舷边，朝码头的黄兴挥手。黄兴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了晨雾里，木屐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很快就听不见了。

    船缓缓驶离码头。

    沈砚之靠在栏杆上，看着长崎的海岸线渐渐模糊。海风很大，吹得他的风衣猎猎作响。沈若薇走过来，将一条围巾递给他。

    “哥，戴上，海上冷。”

    沈砚之接过围巾，没有戴，而是拿在手里。围巾是深灰色的，羊毛的，摸起来很柔软。他记得这条围巾，是母亲生前织的。若薇一直带着，从山海关带到南京，从南京带到长崎。

    “若薇。”他说。

    “嗯？”

    “后悔吗？”

    沈若薇愣了一下：“后悔什么？”

    “后悔跟着我东跑西跑。”沈砚之看着海面，“你今年二十三了，别人的姑娘这个年纪都嫁人了，在家相夫教子。你呢，跟着我吃了这么多苦，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沈若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那笑容很好看，像海面上刚刚穿透云层的第一缕阳光。

    “哥，你还记得爹临死前说的话吗？”

    沈砚之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

    他当然记得。那是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天。清军的刀斧手将父亲押上刑场，父亲回头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砚之，照顾好你妹妹，让她读书。”

    那一年，沈砚之十二岁，沈若薇只有四岁。

    “爹让我读书。”沈若薇的声音很轻，“我读了。你送我去私塾，后来又把送到新式学堂，我都读了。读完之后我就在想，我读了这么多书，难道就是为了嫁个好人家，然后在家相夫教子吗？”

    她转过头，看着沈砚之。

    “我读的书告诉我，这个国家病了。女人裹小脚是病，男人留辫子是病，当官的贪赃枉法是病，老百姓饿肚子是病。哥，你在做的是给这个国家治病的事。我跟着你，就是在给这个国家治病。这比嫁人重要。”

    沈砚之的眼眶有些发红，但他忍住了。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将围巾展开，轻轻地围在了沈若薇的脖子上。

    “海上风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