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春寒料峭。

    北京城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但西苑湖边的柳树已经抽出了嫩芽。沈砚之站在陆军部门前，看着门口那对石狮子——狮身斑驳，底座上积着去岁的枯叶，像是这座古老都城的缩影，看似威仪尚在，实则早已衰朽。

    “沈次长，请。”

    副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沈砚之整了整军装——这身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少将军服穿在身上，总让他觉得不自在，像是披了一张别人的皮。但为了留在北京，为了这身虎皮下的便利，他必须穿着。

    陆军部议事厅里已经坐满了人。长条会议桌两侧，将星闪烁，肩章上的金线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坐在主位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正低头看一份文件，金丝眼镜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不出什么情绪。

    沈砚之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正好在段祺瑞左手边第三个座位。这个位置不近不远，既不过分显眼，又足以听清会议的每一个字。

    “人都到齐了。”段祺瑞放下文件，抬起头，扫视了一圈，“今天召集诸位，是要议一议裁军事宜。”

    “裁军”两个字一出，议事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沈砚之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收紧。来了，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自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南方革命军就成了北洋政府的眼中钉。和谈时的承诺，宣誓时的誓言，在权力的诱惑面前，都成了可以撕毁的废纸。

    “大总统的意思很明确。”段祺瑞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如今民国已立，南北一家，不宜再养太多军队。冗兵冗费，徒耗国帑。当务之急，是裁汰冗兵，整饬军备，以纾民困。”

    他说得冠冕堂皇，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但在座的人都清楚，所谓“冗兵”，指的就是南方那些不肯归顺北洋的革命军。

    “总长，”坐在沈砚之对面的一位老将军开口了，他是南方某省的代表，须发皆白，声音洪亮，“裁军之事，涉及各省数十万将士的生计，不可草率。况且如今局势初定，边疆不宁，骤然裁军，恐生变乱。”

    “李将军所言极是。”沈砚之接过话头，声音平静，“武昌首义以来，各省义军为推翻帝制、创立共和，抛头颅洒热血。如今共和初立，正当论功行赏之时，若骤然裁撤，恐寒了天下将士之心。”

    段祺瑞抬眼看向他，目光如刀：“沈次长此言差矣。正因共和初立，百废待兴，更应节省开支，以资建设。况且——”他顿了顿，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各省军队，良莠不齐，多有纪律废弛、骚扰地方者。不整顿，何以安民？”

    这话说得巧妙，将“裁军”包装成了“整顿军纪”。在座的南方代表们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如何反驳。

    “这是拟定的裁军章程。”段祺瑞戴上眼镜，示意副官分发文件，“各省按现有兵额，裁撤三成。被裁兵士，发给三个月饷银，遣散归农。各级军官，择优留用，余者转入地方警政。”

    文件传到沈砚之手上。他翻开，白纸黑字，条条款款，写得清清楚楚。三成，意味着南方各省近十万将士要被裁撤。三个月饷银，听起来不少，可乱世之中，这些士兵解甲归田，哪里还有田可归？

    更致命的是最后一条：“各省裁军事宜，由陆军部派员督办，限期三个月完成。”

    督办，监督，限期。这三个词连在一起，就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刀。

    “三个月？”那位李将军又站了起来，脸色涨红，“总长，这未免太仓促了！各省情况不同，有的地处边疆，有的匪患未平，三个月如何能妥善安置？”

    “李将军是觉得，三个月不够？”段祺瑞的语气依然平静，但话里的寒意已经透了出来，“那就两个月。大总统说了，此事关乎民国财政命脉，拖延不得。”

    议事厅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听明白了，这不是商议，是通知。北洋政府铁了心要剪除南方军事力量，所谓的会议，不过是走个过场。

    沈砚之盯着手中的文件，那一个个铅字在眼前跳动，像一只只黑色的蚂蚁，啃噬着他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他想起去年在南京，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说的话：“我为共和奋斗三十年，今日得以实现，虽让位于袁公，但革命之精神不可灭，共和之根基不可摇。”

    可现在呢？袁世凯坐稳了位置，第一刀就砍向了革命军。

    “沈次长，”段祺瑞突然点名，“你在南方带过兵，熟悉情况。裁军之事，就由你负责联络各省，传达中央决议，督促执行。”

    好一招借刀杀人。沈砚之心中冷笑。让他这个“南方旧部”去督办裁撤南方军队，既显得北洋政府“不计前嫌”，又能让他和旧部离心离德。若他推辞，就是抗命；若他执行，就是背弃袍泽。

    无论怎么选，都是死局。

    “卑职遵命。”沈砚之站起身，行了个军礼，声音听不出波澜。

    段祺瑞点点头，似乎很满意他的顺从：“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