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从事。”

    军法从事。四个字，像四把冰锥，扎进人心里。

    沈砚之没说话。他看着段祺瑞，看着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很荒谬。他们在这里争论，在这里拍桌子，可真正决定这一切的人，那个坐在瀛台园里的人，恐怕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全。袁世凯要的，不过是一支听话的军队，一支能替他剪除异己、坐稳江山的军队。至于这些军队是从哪里来的，流过多少血，死过多少人，不重要。

    从来都不重要。

    “沈师长，”段祺瑞放缓了语气，像是在做最后的安抚，“你年轻有为，是国之栋梁。裁军之后，独立旅仍由你统领，驻防通州，拱卫京畿。这是大总统对你的信任，也是重用。望你体谅时艰，以大局为重。”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说近不近，说远不远。驻防，是明升暗降；拱卫京畿，是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这套把戏，沈砚之在官场上见得多了。

    他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白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一团雾，又慢慢散了。他看向窗外，那只乌鸦飞走的方向，天空还是灰的，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擦不亮，也扯不破。

    “沈某，”他开口，声音有些哑，“遵命。”

    两个字，像用尽了全身力气。

    程振邦在桌子底下抓住了他的手。那只手很热，手心有汗，有茧，是握枪握出来的。沈砚之反手握住，握得紧紧的，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会散了。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窃窃私语，有的面无表情。王胖子经过沈砚之身边时，拍了拍他的肩，脸上还是那种油腻的笑：“沈师长，想开点。这世道，能活着，有官当，就不错了。”

    沈砚之没理他，径直往外走。军靴踩在青石砖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一下，一下，像敲丧钟。

    出了陆军部大门，风迎面扑来，卷着沙土，迷了眼。沈砚之站住，抬头看天。天还是灰的，五色旗在北风里猎猎作响，那声音刺耳，像在嘲笑什么。

    “砚之兄...”程振邦在身后喊他。

    沈砚之没回头。他看着那面旗，看了很久，直到眼睛被风吹出泪来。然后他迈开步子，往前走，军呢大衣的下摆在风里翻卷，像一面黑色的旗。

    “走，”他说，声音被风吹散，但程振邦听见了，“回营。”

    “回营？”

    “对，回营。”沈砚之转过头，脸上有泪痕，但眼睛是亮的，像雪地里的炭火，“回去告诉弟兄们，咱们，不解散。”

    “可裁军令...”

    “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沈砚之打断他，脚步不停，“一千五百人的编制，咱们报。可多出来的人，咱们自己养。垦荒，筑路，开工厂——他袁世凯不管，我沈砚之管。”

    程振邦愣住了，随即咧开嘴，笑得像捡了宝：“我就知道！就知道你沈砚之不是孬种！”

    “别高兴太早。”沈砚之脚步不停，声音在风里忽高忽低，“养四千五百张嘴，不是容易事。咱们那点家底，撑不了几个月。”

    “那咋办？”

    “找钱。”沈砚之说，目光投向远处，那里是前门大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北京城里，有的是有钱人。愿意掏钱保这支队伍的，不会没有。”

    “可这...这不是违抗军令吗？万一上头追究...”

    “追究？”沈砚之冷笑，“他袁世凯现在焦头烂额的事多了去了，宋教仁案还没了，善后大借款列强还在扯皮，南方的国民党虎视眈眈...只要咱们不明着抗命，暗地里的事，他一时半会儿顾不过来。”

    两人沿着西长安街往西走。街上熙熙攘攘，黄包车、马车、行人，挤成一团。卖糖葫芦的吆喝，卖烤白薯的冒热气，穿旗袍的太太挽着穿西服的先生，有说有笑地走过。这就是北京，天子脚下，共和新都，看起来一片太平景象。

    可沈砚之知道，这太平是纸糊的，一捅就破。纸下面，是涌动着的暗流，是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而他和他的弟兄们，就在这暗流里挣扎，要么游过去，要么淹死。

    “振邦。”

    “嗯？”

    “你说，”沈砚之忽然问，声音很轻，“咱们当初闹革命，到底为了什么？”

    程振邦被问住了。他挠挠头，想了一会儿：“为了...不当奴才了呗。为了有个说话的地儿，为了能挺直腰杆做人。”

    “是啊，挺直腰杆做人。”沈砚之重复着，目光飘向远处，飘向南方，飘向那片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可要是连饭都吃不饱，腰杆挺得再直，又有什么用？”

    程振邦不说话了。两人默默地走，军靴踩在积雪未化的路面上，咯吱，咯吱，像某种沉重的叹息。

    走到西单牌楼，沈砚之停下脚步。牌楼下有个老乞丐，蜷在墙角，面前摆个破碗，碗里只有几个铜子。老人穿得单薄，在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