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腊月廿三，小年夜。

    山海关总兵府内，炭火烧得正旺，却驱不散沈砚之心头的寒意。他展开那封辗转千里、经十三人之手才送到他面前的密电，纸上只有九个字：

    “武昌已下，盼北地响应。”

    电报是从上海法租界发来的，用的是明码，但“武昌已下”四字，在清廷眼中不过是又一桩“乱党滋事”，唯有沈砚之知道其中分量——那是他与黄兴约定的暗号，意味着起义成功，全国性的革命开始了。

    “少爷，外头下雪了。”老管家沈福推门进来，带来一股寒气。这位在沈家伺候了三代的老仆，此刻眼中也闪着异样的光，“关城里的弟兄们都到了，在东厢房候着。”

    沈砚之将密电就着烛火烧了，看着纸灰在炭盆里蜷曲、变黑，最终化作一缕青烟。他起身，从墙上取下父亲留下的那口雁翎刀。刀是沈家祖传，乾隆年间御赐，刀鞘上的鎏金早已斑驳，但刀锋依旧雪亮，映出他二十七岁的脸——剑眉星目，鼻梁高挺，下颌有一道新添的伤疤，是三个月前追捕马匪时留下的。

    “福伯，”沈砚之抚过刀鞘上“忠勇”二字，那是乾隆御笔，如今看来却格外讽刺，“你说，我爹要是还活着，会让我走这一步吗？”

    沈福沉默片刻，低声道：“老爷临终前说，这天下，该变一变了。”

    沈砚之闭上眼。父亲沈崇山，原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光绪三十四年因“同情革命”被革职，郁郁而终。临终前，老人攥着他的手，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沈家世代忠良，忠的是天下百姓，不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

    “第二，若真有革命党起事那天，你当率沈家子弟，为天下先。”

    “第三……护好你娘和你妹妹。”

    第三句没说完，老人就咽了气。如今母亲和妹妹还在奉天老家，由堂兄照料。沈砚之在山海关这三年，明面上是捐了个守备，实则暗中联络关内关外的会党、乡勇、新军中的进步分子，等的就是今天。

    “走。”他挎上刀，推门而出。

    风雪扑面而来。腊月的山海关，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总兵府的青砖地上已积了薄薄一层雪，沈砚之的靴子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抬头望了望天，浓云如墨，不见星月。

    也好，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放火天。

    东厢房里挤了二十多人。有关城内的团练教头赵大膀子，有码头苦力的头儿孙瘸子，有开茶馆兼做消息买卖的冯秀才，还有新军第二十镇驻山海关哨官程振邦——他是沈砚之在日本振武学校的同窗，三年前一同回国，一个进了新军，一个“赋闲”在家，实则都在等这一天。

    “沈兄弟，电报上怎么说？”程振邦第一个迎上来。他比沈砚之小两岁，圆脸，总带着笑，但此刻笑容敛去，眼中只剩锐气。

    “武昌成了。”沈砚之言简意赅。

    屋里顿时一片低呼。赵大膀子一拍大腿：“他娘的，终于等到了！”孙瘸子激动得直搓手，冯秀才则捻着胡须，喃喃道：“武昌既下，东南必乱，天下震动，此正英雄用武之时也……”

    “都静一静。”沈砚之抬手，屋里立刻鸦雀无声。这三年来，他靠着父亲留下的威望，更靠着自己的胆识和仗义，早已成为这群人的主心骨。

    “武昌首义，只是开始。清廷必调北洋军南下镇压，南方革命军势单力薄，需要北地响应，牵制清军。”沈砚之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山海关，“咱们这儿，是天下第一关，锁钥之地。占了它，就等于扼住京津咽喉，清廷必然震动，南下之兵必分兵来攻，南方压力可减。”

    “沈兄弟，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赵大膀子嚷嚷道。

    “对，听沈守备的！”

    “干他娘的！”

    群情激昂。沈砚之却异常冷静：“起义不是儿戏，要掉脑袋的。在座的若有不愿的，现在可以退出，我沈砚之绝不为难，今晚之事也绝不外传。”

    无人动弹。

    “好。”沈砚之点头，从怀中掏出一张纸，“这是关城内清军布防图。守关的绿营兵五百人，分驻四门，统领是富察·荣禄，纨绔子弟，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那三百巡防营，都是老兵，枪械也好。但巡防营管带刘永贵，是我旧识，此人早有反正之心，我已派人联络。”

    “什么时候动手？”程振邦问。

    “明晚，子时。”沈砚之道，“腊月廿四，过小年，守军松懈。程兄，你带新军兄弟控制军火库；赵大哥，你率乡勇攻南门；孙大哥，你的人熟悉巷道，负责清除城内暗哨；冯先生，你联络城内商贾，起义成功，立刻开仓放粮，稳住民心。”

    “那你呢？”程振邦问。

    “我亲自去会会富察·荣禄。”沈砚之冷笑，“这位总兵大人，今夜该睡不安稳了。”

    计议已定，众人各自散去准备。沈砚之独留程振邦，两人对坐，炭火噼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