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腊月的风，是裹着煤灰的钝刀子。

    它不似山海关那般凛冽——关外的风能削掉人脸上未擦净的血痂，能吹散校场上昨夜誓师的硝烟，能把“驱逐鞑虏”的旗子扯得猎猎作响，像要撕开这憋屈了三百年的天。北京的风是另一番模样：它从紫禁城的琉璃瓦上滑下来，蹭过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铁栅栏，钻进八大胡同的脂粉香气里打个滚，最后裹挟着前门大栅栏的铜钱锈味、煤市街的烟尘、还有大碗茶摊上劣质茶叶沫子的涩，一股脑儿扑在人脸上。

    黏的，腻的，带着一种陈旧王朝尸体缓慢腐烂的温吞气息。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那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前，军靴踏着被无数车马碾出深深辙印的青石板。门是前清兵部衙门的旧制，高逾两丈，朱漆斑驳处露出底下苍白的木胎，像美人迟暮后遮掩不住的老人斑。但那八十一颗鎏金门钉却崭新得刺眼——黄澄澄的，在腊月稀薄的日头下泛着冷硬的光，横九竖九，九九归一。袁世凯喜欢这个，喜欢这“九九”之数里透出的、唯我独尊的意味。

    他今日穿着北洋陆军暂编第九师师长的将官礼服。深蓝色呢子料，金线绣的山纹领章，袖口三道金杠，马裤裤线烫得笔直。这身行头是三天前才从瑞蚨祥连夜赶制出来的，呢子太新，浆得太硬，磨得脖颈生疼。更难受的是那股樟脑混着霉味的陈腐气——据说这是前清某位贝勒的存货，民国了，贝勒爷的朝服改了改，就成了革命将领的礼服。

    滑稽。沈砚之想。就像戏台子上，霸王脱了黑靠，换身行头就成了白脸的曹孟德。唱的还是“力拔山兮”，可台下看客都知道，这江山，早已改姓了袁。

    “沈师长，请。”门房是个精瘦的老头，瓜皮帽，灰布长衫，打千的姿势却还是前清衙门里那一套，膝盖弯下去的弧度都透着熟稔。仿佛这不是中华民国的陆军部，还是大清的兵部衙门。

    沈砚之点点头，抬腿迈过门槛。

    门槛极高，楠木的，中间被经年累月的靴底磨出一道凹陷的弧，油亮如镜，照出人影都是扭曲的。沈砚之的脚步顿了一瞬。去年此时，山海关总兵府的门槛也这么高。他提着还在滴血的刀迈过去时，那门槛上汪着一滩血，是总兵图尔泰的。那老家伙抽了大半辈子鸦片，血都是黑的，渗进木头纹路里，怎么刷都刷不干净。

    才一年。

    三百多个日夜，关外的雪化了又积，滦河的水涨了又落。他从一个领着三千乡勇、守着天下第一关的义军统领，变成了如今要进这朱漆大门、听候“整编”的暂编师长。公文是徐树铮亲笔签发的，措辞客气得很：“值此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之际，为纾国库之困，图强兵之实，拟对各省军队行整编之法……”云云。

    整编。沈砚之咀嚼着这两个字，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笑。整谁的编？编掉谁？武昌首义时冒死打开城门的新军，南京鏖战时顶着冯国璋炮火冲锋的子弟兵，还是他麾下这些跟着他从山海关一路打到滦州、死了三成兄弟的关东汉子？

    陆军部大堂深得望不见头。

    两排合抱粗的朱漆柱子撑起挑高的穹顶，柱上蟠龙张牙舞爪，龙睛是空心的，黑洞洞地望着下方往来的人。日光从高处的气窗斜射而来，被窗棂切割成一道道光柱，光柱里尘埃飞舞，密密匝匝，像一场无声的雪。地上铺着前清官窑烧制的金砖，一块块一尺见方，磨得镜面似的，倒映着穹顶上褪了色的藻井彩画——那画的是百鸟朝凤，如今凤没了，只剩一群褪了色的鸟，呆愣愣地张着喙。

    靴跟敲在金砖上，发出空旷的回响。嗒，嗒，嗒。一声，又一声。沈砚之跟着引路的副官往里走，目光扫过两侧墙壁。墙上挂着一排画像，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王士珍、冯国璋……一个个穿着民国将军服，胸佩勋章，目光炯炯。可诡异的是，所有这些画像的装裱、尺寸、甚至画中人的坐姿，都和前清历任兵部尚书画像如出一辙。只是补服上的仙鹤、麒麟换成了肩章上的金星，顶戴花翎换成了大檐帽。

    “沈师长，请在此稍候，总长正在会客。”副官在一扇黄花梨木雕花门前停下，躬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门内是个偏厅，比外头暖和许多。南墙一整排玻璃窗，窗外是株老槐，虬枝盘曲，光秃秃的枝桠刺向灰白的天，像挣扎的、干枯的手。厅里生着两个硕大的铜炭盆，银骨炭烧得正旺，偶尔噼啪爆出一星火花。炭盆边摆着七八张太师椅，椅上铺着锦缎棉垫，垫子上绣着“福寿绵长”的字样——又是前清的旧物。

    已经坐了五六个人，见沈砚之进来，纷纷起身。

    “砚之兄！”

    “沈师长，一路辛苦。”

    “坐，快坐，烤烤火，这北京的天，真是冻煞人。”

    沈砚之拱手还礼，目光一一掠过这些面孔。都是老熟人，或者说，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江西都督李烈钧，瘦了些，眼窝深陷，但眸子还亮得像淬火的刀；安徽的柏文蔚，捧着个手炉，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炉身上的鎏金花纹；江苏的程德全，靠在椅背上，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