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的窗帘拉得严实，外头街灯的光偶尔从缝隙漏进来，在车厢里一划而过，像刀锋掠过黑暗。沈砚之闭着眼，可眼皮下的眼珠在动。他在数数。

    从陆军部到前门东大街，一共要经过多少个路口，多少盏路灯，多少家还没打烊的店铺。这是他的习惯——在陌生的地方，记住来路和去路，记住每一处可以藏身、可以逃脱、可以搏杀的地形。山海关的城墙上有多少垛口，滦河上的浮桥有几块木板，北京城这些七拐八绕的胡同，他也在心里一笔一笔描着。

    “师长，到了。”副官的声音很轻。

    车停在一处僻静的胡同口。沈砚之睁开眼，掀开窗帘一角。是条窄巷，青砖墙，墙头枯草在风里抖。巷子深处隐约有盏气死风灯，在门楼下晃悠，灯笼纸是素白的，没写字。这是约定的暗号。

    他推门下车，寒风立刻灌进领口，刀子似的。副官要跟，他摆摆手：“在这等。”

    “师长，这地方……”副官迟疑。他是沈砚之从山海关带出来的老弟兄，姓赵，左脸上有道疤，是攻城门时被流弹划的。

    “半个时辰。”沈砚之紧了紧大衣领子，没再多说，转身走进巷子。

    靴子踩在冻硬的土地上，咯吱作响。这条巷子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的白气在空气里凝结的细微声响。两侧都是高墙，墙后隐约有槐树的枯枝探出来，张牙舞爪的。他数着步子，第十七步时，右手边出现一扇黑漆小门。

    门是虚掩的。他推开，门轴吱呀一声，在寂静里格外刺耳。

    是个小院，三合院，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里种着棵老枣树，叶子掉光了，枝桠的影子印在青砖地上，像一幅破碎的画。正房亮着灯，纸窗上映出两个人影，一个坐着，一个站着。

    沈砚之站在院中，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有枯叶腐烂的霉味，还有一丝极淡的、若有若无的药香。他整了整衣领，走到正房门前，屈指，轻轻叩了三下。

    两长一短。

    门内静了一瞬，然后有个温厚的声音：“请进。”

    沈砚之推门。暖意混着灯光涌出来，扑在脸上。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靠墙是个书架，架上塞满了书。最里头是张书案，案上笔墨纸砚齐全，还摊着几张写了一半的信笺。炭火盆烧得正旺，铜壶坐在火边，壶嘴冒着白气，滋滋地响。

    书案后坐着个人。

    他穿着藏青色的长衫，外套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握着支毛笔。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朝沈砚之微微一笑。

    那一笑，像寒夜里忽然亮起的一盏灯。

    “砚之兄，一路辛苦。”他放下笔，起身迎过来。步子不快，甚至有些蹒跚，但背脊挺得很直。

    沈砚之喉头哽了一下。他立正，敬礼，动作标准得像在军校操演：“中山先生。”

    孙中山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自己先在一张椅子上坐了，又指指对面的椅子：“坐。天寒，喝口热茶。”

    屋里另一个人端上茶来。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模样，穿学生装，戴眼镜，很文气，但眼神很亮。他把茶盏放在沈砚之手边，轻轻退到门边，垂手而立。

    沈砚之认得他——汪兆铭，字季新，同盟会的老同志，如今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去年在南京，就是他在临时参议会上，讨伐群儒，力主定都南京。如今看来，他也跟着先生北上了。

    “这是季新，你见过的。”孙中山端起自己那盏茶，吹了吹，却不喝，只看着茶烟袅袅，“砚之，陆军部那边，怎么样？”

    单刀直入。没有寒暄，没有客套。这就是孙中山——永远把最要紧的事，放在最前头。

    沈砚之双手捧着茶盏，温热的瓷壁暖着冻僵的指节。他沉默了片刻，将今日在陆军部偏厅里的一言一行，徐树铮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声敲在茶几上的轻响，都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他说得很慢，很细。说到徐树铮那张白净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说到炭火盆里爆出的火星，说到那株窗外枯槐张牙舞爪的枝影，说到最后那声“好自为之”。

    屋里很静，只有炭火的噼啪声，和铜壶里水将沸未沸的嘶嘶声。汪兆铭在门边微微蹙着眉，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孙中山静静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偶尔端起茶盏，又放下。

    等沈砚之说完，他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一旅……”孙中山喃喃重复，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八千子弟，留三千。五千人，十块大洋，就地遣散。”

    他抬起眼，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沉重得像压了铅。

    “砚之，你怎么想？”

    沈砚之放下茶盏。茶已经凉了，碧螺春的清香变成了涩。

    “先生，”他声音有些哑，“沈某是个粗人，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我那八千弟兄，是跟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山海关攻城，死了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