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的雪，在沈砚之的记忆里下得格外大。

    此刻他站在“海晏号”的甲板上，望着北方渐渐模糊的海岸线，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雪夜——武昌起义的电报送到山海关，父亲沈怀远在灯下展开那张薄薄的纸，手指颤抖，眼眶泛红。那时他才十七岁，还不懂什么叫“革命”，只知道父亲连夜召集乡勇，在祠堂前立誓，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今六年过去了。父亲早已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殉国，他接过父亲留下的那柄军刀，从山海关杀到南京，从南京杀到北京，又从北京杀到日本。六年间，他见过革命成功时的万人空巷，也见过袁世凯窃国时的万马齐喑；见过战友在冲锋中倒下，也见过同志在背叛中反目。

    “沈司令，外面风大，进舱吧。”

    程振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这位从山海关就跟着他的老部下，如今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旅旅长，也是这次秘密回国的先遣队指挥官。六年的流亡生涯，在程振邦脸上刻下了更深的皱纹，可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像山海关城头上的鹰。

    “让他们先睡。”沈砚之没回头，目光仍望着北方，“这一路凶险，能多歇一刻是一刻。”

    “都睡不着。”程振邦走到他身边，递过一支烟。两人在甲板上点燃，烟雾被海风吹散，迅速消失在夜色里。“船上三百二十七人，都是从日本跟回来的老兄弟。六年了，谁不想家？”

    沈砚之沉默地抽着烟。是啊，六年了。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带着残部流亡日本，在横滨那个潮湿的小院里，一住就是六年。六年里，他们学军事，学政治，学一切能学的东西，就为了有一天能打回来。孙中山先生说得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国内情况怎么样？”沈砚之问。这个问题他问过无数遍，可每次问，都希望能听到不一样的答案。

    程振邦叹了口气：“还是老样子。袁世凯死了，可北洋那帮人还在。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一个个都盯着总统的位子。南边，护法军政府跟北洋打打停停，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日子也不好过。”

    “云南呢？”

    “蔡锷将军病逝后，唐继尧接手，滇军内部也不太平。”程振邦的声音低下去，“不过有个好消息——我们在天津的人说，直系和皖系最近闹得很僵，段祺瑞想武力统一，冯国璋不答应，两边随时可能开打。”

    沈砚之的眼睛亮了一下。乱，是坏事，也是机会。北洋内乱，他们这些革命党人才有缝隙可钻。六年前他们败了，败在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稳定的补给。这次回来，不能再重蹈覆辙。

    “天津接头的人可靠吗？”

    “可靠。”程振邦肯定地说，“是咱们在日本时就联系上的，叫陈其美，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一直在北方做地下工作。他在天津法租界开了家商行做掩护，这次咱们的装备，就是通过他的路子运进去的。”

    沈砚之点点头。陈其美这个名字他听过，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提过的可靠同志。能在北洋政府的眼皮底下潜伏六年，还建立起一条稳定的走私线路，这个人不简单。

    海风更大了，带着咸腥的气味。沈砚之望着漆黑的海面，想起六年前从天津逃亡的那一夜。也是这样的海，也是这样的夜，他和程振邦混在货船的煤堆里，躲过北洋军的搜查。那时他身上带着伤，子弹卡在肋骨间，每呼吸一下都疼得钻心。是程振邦一路背着他，从天津跑到塘沽，又混上开往日本的运煤船。

    “老程，”沈砚之忽然说，“这次回来，可能就回不去了。”

    程振邦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甲板灯光下，有种豁出去的豪迈：“六年前咱们逃出去的时候，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司令，你下命令吧，刀山火海，兄弟们跟着你。”

    甲板那头传来脚步声，是副官林文渊。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是沈砚之在日本收的学生，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还能画一手精确的地图。

    “司令，旅长。”林文渊敬了个礼，“刚收到电报，陈其美先生说，天津那边安排好了，明晚十点，在法租界马场道接头。暗号照旧。”

    “沿途岗哨情况呢？”沈砚之问。

    “这是北洋军最近在津沽一带的布防图。”林文渊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工工整整的纸，在甲板灯下展开。图上用红蓝铅笔标得密密麻麻，哪里有关卡，哪里有驻军，巡逻时间，换岗规律，一清二楚。“陈先生花了三个月才摸清的。他说最近直皖关系紧张，大沽口守军增加了三成，但对租界的检查反而松了——北洋不敢得罪洋人。”

    沈砚之仔细看着地图。六年了，天津的布防变了，可地形没变。大沽口、塘沽、天津站，这些地方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六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上逃出去的，如今又要从这条路杀回来。

    命运有时候，真是个圈。

    “通知下去，”沈砚之收起地图，“明天凌晨四点，所有人检查装备，销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