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5日，天津，老龙头火车站。

    蒸汽机车的嘶鸣声撕裂了华北平原沉闷的早春空气，巨大的白色烟柱像一条垂死的巨蟒，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扭动、消散。列车停靠时带来的气浪，卷起了站台上的尘土和煤渣，呛得人睁不开眼。

    沈砚之走下火车，脚踩在天津的土地上。与南京的温软潮湿不同，这里的风带着黄河故道的粗粝与干燥，刮在脸上生疼，像极了北方这片土地的脾性——坚硬、冷酷，且从不掩饰锋芒。

    程振邦紧随其后，一身便装，但那股子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煞气，却不是换身衣服就能掩盖的。他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手始终按在风衣内侧的枪套上。

    “别那么紧张，振邦。”沈砚之淡淡说道，他穿着一身考究的深灰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牛皮公文包，活脱脱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富商，“这里是天津，是各国租界的地盘，袁世凯的手伸不过来那么长。”

    话虽如此，沈砚之的眼神也同样锐利。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台上几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他们穿着不合身的短打，眼神飘忽，在人群中穿梭，显然是在盯梢。

    “看来，袁大总统对我们的到访，还真是‘关怀备至’。”程振邦冷笑一声，压低声音道，“这哪是顾问，分明是钦犯。”

    “走吧，先去法租界。”沈砚之调整了一下眼镜，迈步向出站口走去。

    他们的目的地是天津法租界内的“安乐居”饭店。这里是革命党人在北方的秘密联络点之一。之所以选在法租界，是因为法国人相对中立，且与袁世凯的北洋系关系不算紧密，安全系数较高。

    两人刚走出出站口，一辆黑色的福特T型轿车便停在了他们面前。开车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防风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沈先生，程先生，请上车。”年轻人摘下防风镜，露出一张精干的面孔，他是潜伏在天津的同志，代号“车夫”。

    车子发动，驶入了天津繁华的街道。此时的天津，作为北洋新政的中心，正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宽阔的马路上行驶着汽车和电车，两旁矗立着西式的洋楼，煤气灯取代了传统的灯笼。然而，在繁华的背后，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横行的俄国巡警，以及随处可见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情况怎么样？”沈砚之问道。

    “不太好。”车夫一边开车，一边快速汇报，“北京那边，袁世凯已经正式入驻北京瀛海园，正在大肆清洗内阁，唐绍仪总理已经辞职。天津这边，曹锟的第三师正在换防，到处抓人。你们的到来，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但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引开了。”

    “袁世凯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快。”沈砚之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他这是要彻底架空内阁，独揽大权。”

    “那我们怎么办？真去北京当那个空头顾问？”程振邦忍不住问道。

    “当然要去。”沈砚之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既然袁世凯想玩，我们就陪他玩到底。不过，在去北京之前，我们需要一把钥匙。”

    “钥匙？”

    “对，一把能打开北京政界大门的钥匙。”沈砚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车夫，“去找这个人，张謇。他现在人在天津，正在筹建大生纱厂的北方分厂。”

    车夫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有些惊讶：“那个立宪派的头子？沈先生，他可是保皇党出身，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政治这东西，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沈砚之淡淡道，“张謇虽然是立宪派，但他主张实业救国，反对袁世凯独裁。而且，他现在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微妙，既是座上宾，又是被防范的对象。从他入手，我们能最快摸清北洋内部的虚实。”

    车子穿过熙熙攘攘的劝业场，驶入了法租界。这里的环境截然不同，街道整洁，两旁种着法国梧桐，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面包的香气。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和西装革履的绅士，仿佛与外面的乱世隔绝。

    “安乐居”饭店是一座三层的小洋楼，门口挂着法文招牌。车夫将车停在街角，沈砚之和程振邦下了车，装作互不相识，先后走进了饭店。

    二楼的一间包厢里，一个穿着丝绸长衫、戴着瓜皮帽的中年人早已等候多时。他便是天津站的负责人，老秦。

    “沈将军，一路辛苦了。”老秦起身相迎，低声说道。

    “秦先生，情况如何？”沈砚之关上门，拉上窗帘。

    老秦的表情凝重：“比预想的糟。袁世凯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收买人心，发放军饷，安抚北洋老底子。第二件事，就是派人盯死了所有南方的革命党人。你们这次北上，不仅北京方面有人等着，天津这边，巡警总局的杨以德也派了密探。”

    “杨以德那个‘杨梆子’，就知道抓学生、抓女人。”程振邦不屑地哼了一声，“上次在保定，他还被老子揍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