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二月的泸州，江水带着血腥气。

    沈砚之站在南城箭楼上，望远镜里，北洋军的灰色潮水正漫过橘子林。

    炮弹撕裂晨雾，泥土混着血肉飞溅，护国军第三支队的旗帜在火光中卷曲、焦黑。

    “旅长，二团阵地丢了！”通讯兵满脸是血滚进来，“赵团长殉国前说……让您别管他，守住南门！”

    沈砚之摘下望远镜，镜筒上还沾着蔡锷将军昨夜握过的温度。

    他想起三天前纳溪前线，那位瘦得脱形的总司令攥着他手腕：“砚之，泸州是咽喉，你我皆无退路。”

    城外忽然响起冲锋号——是滇军旧式铜号，调子却凄厉得像哭。

    沈砚之拔出配刀，刀身映出他结霜的眉睫：“传令，把警卫连、炊事班、甚至马夫都给我拉上来！今日，泸州存亡，在此一战！”

    他冲下城楼时，没人看见他袖口悄悄滑落的照片——那是他七岁的女儿，在天津寄来的，背面写着“爹爹早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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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八，农历正月十六。月亮圆得诡异，像一枚充血的眼球，悬在泸州城头。

    沈砚之站在南城箭楼上，夜风灌进领口，带着长江特有的腥气，还混着硫磺和血的铁锈味。他放下望远镜，镜片上凝了层薄霜。城外五里坡方向，炮火把夜空撕成碎片，橘红色的火光里，北洋军的灰色制服像浑浊的潮水，一波又一波漫过护国军的前沿阵地。

    “旅长，”副官王树声爬上箭楼，声音沙哑，“三支队那边……电话线断了，派人去看，只回来一个，说赵团长还在二团阵地，让咱们别管，死守南门。”

    沈砚之没说话。他摸出怀表，掀开盖子。里面没有照片，只有一张折叠的纸片，上面是蔡锷总司令昨天深夜的手令：“泸州乃滇黔门户，北扼成都，南控滇黔，若失，则护国军大势去矣。沈部务必坚守三日，以待援军。——蔡锷，二月十七于纳溪。”

    纸片边缘已经磨得起毛。他合上表盖，金属磕碰声在炮火间隙里清脆得刺耳。

    “援军呢？”他问。

    王树声喉结动了动：“董支队从自流井过来的路被北洋军第七师截断，伤亡过半……恐怕赶不过来了。”

    沈砚之闭了闭眼。三天。他们已经守了两天两夜。从十五元宵夜到现在，北洋军曹锟部三个师加川军周骏师，像疯狗一样扑这座城。护国军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加上他带来的滇军第七混成旅残部，满打满算不到四千，其中还有一半是伤员。

    “传令，”他睁开眼，声音不高，却像淬了冰，“把城里的门板、桌椅、甚至棺材都拆了，堵住西门和北门。南门是主攻方向，给我集中所有轻重机枪。炊事班、马夫、卫生员，凡是能拿枪的，全部编入预备队。”

    “旅长，那您……”

    “我跟你们一起守。”沈砚之把望远镜塞还给王树声，转身往城下走。石阶湿滑，沾满泥浆和暗红色的东西。他踩上去，靴底黏腻，像踏在某种腐烂的躯体上。

    箭楼底下，警卫连的士兵们正在分发弹药。每人五发步枪弹，两枚手榴弹。有个小战士——看着不过十六七岁，脸冻得通红，正把最后半壶水倒进搪瓷缸，递给旁边包扎伤口的战友。

    沈砚之走过去，接过那半壶水，却没喝，只递还给少年：“留着自己喝。”

    少年愣了愣，咧嘴一笑，露出两颗虎牙：“旅长，我不渴。昨儿夜里喝了长江水，肚子还胀着呢。”

    沈砚之拍拍他肩膀，没再说什么。他走到城墙垛口边，往下看。护国军的临时阵地设在城墙外三百米的橘子林里，此刻大部分已被炮火削平。焦黑的树干戳向天空，像无数只烧焦的手。偶尔有身影在火光中晃动，是护国军敢死队在反冲锋，他们身上的蓝灰色军装早已辨不出颜色。

    忽然，一阵熟悉的铜号声刺破夜空。是滇军的老调，《冲锋号》，但吹得支离破碎，像垂死之人的喘息。

    “二团还在！”王树声低吼一声，眼眶红了。

    沈砚之盯着那片火海。他想起三天前，在纳溪总司令部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蔡锷靠在行军床上，盖着薄被，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肺结核让他整个人像要燃尽的灯芯。可那双眼睛，亮得骇人。

    “砚之啊，”他当时说，声音轻得像气音，“有人说我蔡松坡疯了，以两千病卒抗北洋十万精锐。可你不也一样么？放着北洋陆军部好好的参事不当，跑回来打这场必输的仗。”

    沈砚之没答话。他袖子里藏着女儿的照片，是上个月从天津辗转寄来的。小丫头穿着棉袄，站在院子里，背后是枯死的石榴树。背面有妻子秀芝的字：“棠儿问，爹爹何时回家看花。”

    “泸州若失，北洋军便可长驱直入滇黔。”蔡锷忽然剧烈咳嗽起来，用手帕捂住嘴，帕子上星星点点暗红，“到时候，就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了……是这四万万同胞的江山。”

    沈砚之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