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溪城外，护国军野战医院。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腥气。这不是单纯的血腥味，而是掺杂了腐烂、药水和未经及时掩埋的尸体的复合气味。沈砚之醒来的第三天，高烧才退。左臂的伤口被草草缝合，用的是最粗糙的羊肠线，肿胀得发亮，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牵扯着神经，像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骨髓里搅动。

    病房设在纳溪城隍庙的大殿里。神像早被推倒砸碎，铺着稻草的地面上躺满了伤员。声、咒骂声、梦魇中的惊叫声此起彼伏，汇成一曲地狱的交响乐。缺医少药是常态，军医们只能用少量的酒精和盐水处理伤口，更多的伤员只能听天由命，任由伤口化脓、生蛆，在漫长的折磨中耗尽生命。

    “参谋长，喝口水吧。”勤务兵小李端着一碗浑浊的米汤站在床边，眼圈通红。这孩子才十五岁，是从纳溪当地补充进来的，看着沈砚之这副模样，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沈砚之挣扎着想坐起来，左臂却使不上力，刚一动就疼得冷汗直流。他只好侧过头，就着小李的手喝了几口。米汤寡淡无味，但他知道，这已经是后方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

    “外面……怎么样了？”他哑着嗓子问。

    “董支队长和朱支队（朱培德部）已经追击过去了，打到了棉花坡。北洋军缩在泸州城里不出来，咱们围着打。”小李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快意，“听俘虏说，曹锟挨了袁世凯的臭骂，正发脾气呢。”

    沈砚之点了点头。围困泸州是一步险棋。北洋军在泸州城内有坚固的城防和充足的弹药，而护国军虽然士气高涨，但后勤补给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纳溪一战，虽然击退了敌军，但自身的损耗也是毁灭性的。他这支原本四千多人的支队，现在能拿起枪的不到八百。

    “小李，”沈砚之唤道，“扶我起来。”

    “参谋长，你伤还没好……”

    “扶我起来。”沈砚之的语气不容置疑。他不能躺在这里。作为参谋长，他必须了解前线最真实的情况，必须知道这支部队还能撑多久。

    小李拗不过他，只好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一步步挪出大殿。

    庙外的景象更触目惊心。街道上、屋檐下，到处都是伤兵。有些断腿的，伤口直接用木板夹着；有些瞎了一只眼的，缠着渗血的布条，茫然地坐在路边乞讨。纳溪城本就不大，如今被战火洗礼，十室九空，残垣断壁间，偶尔能看到几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在废墟里翻找着还能吃的食物。

    沈砚之拄着一根木棍，拖着伤臂，艰难地走向城外的指挥部。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他看到沿途的士兵，军装破烂，面黄肌瘦，很多人脚上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踩在泥泞里。他们的眼神大多是空洞的，只有极少数还残留着一丝对胜利的期盼。

    这就是护国军。这就是为了共和而战的军队。

    指挥部设在城外的一座破祠堂里。董鸿勋正对着地图发愁，看见沈砚之进来，吓了一跳：“老沈！你怎么出来了？医生不是说你要静养吗？”

    “躺着也是疼，不如出来透透气。”沈砚之苦笑了一下，凑到地图前，“情况如何？”

    董鸿勋叹了口气，手指重重戳在泸州的位置上：“难啊。城里有三师的人马，粮弹充足。咱们围着打，打了几天，除了白白送掉几百条兄弟的性命，屁也没捞着。最要命的是粮草，昨天运粮队在路上被劫了，弟兄们已经两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

    “弹药呢？”

    “每人平均不到三发子弹。刺刀都拼弯了，没铁匠炉给咱打新的。”董鸿勋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碗乱颤，“他娘的，袁世凯那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咱们这边是流水的营盘，铁打的穷！这仗怎么打？”

    沈砚之沉默地看着地图。泸州的防御体系非常完整，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硬碰硬是下策。他沉思片刻，开口道：“不能硬打。我们要断他的粮道。”

    “断粮道？”董鸿勋皱眉，“怎么断？泸州四面环水，水路被北洋军的炮艇控制，陆路有重兵把守。”

    “这里，”沈砚之伸出右手，虚弱却坚定地指向地图上泸州西北方向的一条蜿蜒细线，“这里是隆昌到泸州的官道，也是北洋军从成都方向运送补给的唯一陆路通道。但这条路，要经过一段三十里长的峡谷，名叫‘断魂崖’。”

    董鸿勋凑过去看：“断魂崖？那地方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我们要是派人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不是正面攻坚。”沈砚之眼中闪过一丝亮光，“我们要打游击。挑选一百个精壮的弟兄，不要枪，只带短刀和炸药。从悬崖峭壁上攀过去，在断魂崖的隘口设伏。只要炸毁那一段栈道，北洋军的粮草起码半个月运不进来。那时候，泸州城就是一座死城。”

    董鸿勋倒吸一口凉气：“这太险了。攀岩走壁，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而且一百个人，恐怕有去无回。”

    “总要有人去。”沈砚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