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都要冷。

    蒙自城头的硝烟尚未散尽，血腥味混杂着雨后泥土的腥气，令人作呕。沈砚之站在那座被鲜血浸透的法国教堂钟楼上，远眺北方。手中的望远镜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手抖，而是因为眼底的血丝和心中的惊涛骇浪。

    “师长，各部清点完毕。”周卫国拖着一条受伤的腿走上楼来，脸色苍白如纸，“我军伤亡过半，能战之兵不足六百。缴获步枪三百余支，弹药若干，但……没有一门炮。”

    沈砚之没有回头，依旧举着望远镜。镜片里，北洋军第七师的残部像受惊的羊群，正沿着通往昆明的官道仓皇溃逃。李长泰的死，抽走了这根支柱的脊梁骨。

    “曹锟……”沈砚之终于放下了望远镜，嘴里吐出这两个字，像是要把这两个字嚼碎了吞下去。

    那个副官的话还在耳边回响——“曹锟的第三师已经突破了纳溪防线，蔡总司令殉国了……”

    这如果是真的，那护国军就真的完了。蔡锷不仅是总司令，更是这杆大旗的魂。魂没了，旗也就倒了。

    “师长，现在怎么办？”周卫国看着沈砚之，眼中充满了迷茫和恐惧。这位铁打的汉子，在面对北洋军的炮火时都没有眨过眼，此刻却像个迷路的孩子。

    沈砚之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脑海中浮现出一年前在昆明讲武堂的一幕。蔡锷将军一身戎装，站在台上，声音虽轻，却振聋发聩：“吾侪今日，非为个人争地位，乃为民国争存亡。”

    是啊，争存亡。

    他猛地睁开眼，眼中已是一片清明，那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

    “烧掉李长泰的司令部，把所有能带走的弹药都带上，带不走的，炸了。”沈砚之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冷静，但这种冷静比咆哮更可怕，“通知所有人，轻装简行，我们不需要俘虏，也不需要地盘。”

    “那我们去哪？”周卫国急问。

    “泸州。”

    “可是蔡总司令他……”

    “蔡总司令没死。”沈砚之斩钉截铁地说道，“那个副官说的是谎话，或者是误传。李长泰死前亲口告诉我，曹锟虽然突破了纳溪，但也被打得元气大伤，蔡总司令只是重伤，退守纳溪后方。”

    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必须这么说。士气已如累卵，一触即溃。如果连他也动摇了，这几百号人今晚就得把命留在蒙自。

    “传我将令。”沈砚之走下钟楼，来到残破的院子里，面对仅存的六百将士。他拔出腰间那把染血的大刀，刀锋指向北方的天空。

    “北洋窃国，共和危在旦夕！蔡总司令正在泸州等着我们！是男儿，就跟我去把那帮北洋狗赶下长江喂鱼！怕死的，现在就可以滚，我不拦着！”

    没有人动。

    一阵死一般的寂静后，一个满脸烟灰的小战士第一个站了出来，举起手中的步枪，嘶哑地喊道：“跟师长走！去泸州！杀北洋狗！”

    “去泸州！”

    “杀北洋狗！”

    怒吼声汇聚成一股洪流，冲散了死亡的阴霾。

    沈砚之知道，这是一场赌博。用六百疲惫之师，去冲击北洋军数万精锐。但他没有选择。就像当年的山海关起义，就像现在的蒙自突围，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部队立刻开拔。

    他们没有走官道，而是沿着哀牢山脉的崎岖小路，向北穿插。这条路是娜允带出来的，人迹罕至，但也意味着没有补给。

    接下来的三天，是沈砚之这辈子最难熬的三天。

    饥饿像一条毒蛇，啃噬着每一个人的胃。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煮了，草根啃了，连树皮都被剥光了。很多士兵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

    沈砚之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员，自己拄着一根树枝，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他的脚底板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和袜子粘在一起，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但他不能停。他必须走在最前面。

    第三天黄昏，他们终于翻过了哀牢山的主峰，眼前豁然开朗。

    泸州的轮廓在远方若隐若现。但那不是希望，是地狱。

    纳溪，护国军的前沿阵地。

    还没靠近，一股令人作呕的尸臭味就扑面而来。战场上，到处是腐烂的尸体，分不清是护国军还是北洋军。残缺的肢体挂在焦黑的树干上，像一个个诡异的风铃。

    沈砚之踩着泥泞的血水，走进了战壕。

    战壕里，幸存下来的护国军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眼神呆滞。他们已经在这里死守了七天七夜，打退了北洋军十几次冲锋。弹药几乎耗尽，连吃饭的勺子都被磨尖了当武器。

    “哪部分的？”一个满身血污的军官拦住了沈砚之。

    “滇南沈砚之。”

    那军官一听，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在泥水里：“沈师长！你们可算来了！再晚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