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

    才过了白露，昆明的梧桐叶子就开始大片大片地往下落了。沈砚之从讲武堂的校场上走回来，军靴踩在满地的落叶上，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在丈量这片土地的厚度。夕阳从西边的山头斜斜地打过来，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瘦，像一柄被岁月磨细了的刀。

    校场上的新兵还在操练，喊杀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被秋风吹散了，传到耳朵里已经不太真切。沈砚之停住脚步，回头望了一眼——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脸膛被晒得黝黑，眼神里却亮着一团火。他们来自云南各地的山村和坝子，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端起枪来却有一股子拼命三郎的狠劲。沈砚之看着他们，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说不清是欣慰还是沉重。

    这些娃娃还不知道，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仗。

    副官陈小楼从营房那边小跑着过来，手里攥着一份电报，脸上的表情不太寻常。他跑到沈砚之跟前，啪地敬了个礼，然后把电报递过去，压低声音说：“师长，北京来的密电。发电人用的是半年前约定的暗码，署名是‘故人’。”

    故人。

    沈砚之接过电报，没有急着拆。他的手指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站在秋风里沉默了好几秒。陈小楼注意到，师长捏电报的手微微用了些力，指节泛出一层白。

    “知道了。”沈砚之把电报揣进军装内袋，“你先回去，让伙房给新兵加一锅羊肉汤，天冷了，别让娃娃们冻着。”

    陈小楼应声走了。沈砚之独自穿过营区后面那片柿子林，走进自己的住所。那是一间低矮的砖木结构平房，墙上挂着大幅的滇黔桂地图，桌上堆着半尺高的文件和几本翻旧了的军事教材。窗台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灯罩被熏得发黄。他关上门，拉上窗帘，划了一根火柴把灯点上，然后才拆开那封电报。

    电文很短，是用事先约定的数字暗码写的，每个数字对应一本旧版《水浒传》的页码和行数。这个暗码体系是两年前他和程振邦在上海分别时约定的——程振邦说，北洋的密探遍布全国电报局，普通的密码早晚被破译，不如用最笨的办法。两个人都背熟了同一本旧书，约定每逢双月换一本，一年六本书，谁也猜不到下一本是什么。

    沈砚之从书架底层翻出那本指定的《水浒传》，就着煤油灯的光逐字逐句地翻译。他的手指在书页上一行一行地滑动，煤油灯的火焰在玻璃罩里无声地跳跃，把墙上的人影晃得一明一暗。当最后一行译文落在纸上的时候，他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在了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

    电文很短，短到只有十六个字，却字字千钧：

    “袁已密令登基，帝制不可逆转。兄速备。”

    沈砚之把译好的纸条凑到煤油灯的火焰上。纸条卷曲、发黑、燃烧，火苗舔上他的指尖，他也没有缩手。灰烬落在桌面上，被窗外透进来的风吹散了。

    “到底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他自言自语，声音低沉得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

    从去年冬天开始，北京那边的风声就没断过。袁世凯先是解散了国会，接着把宪法草案里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款全部废除，到了今年春天，连国务院都被他一纸命令给撤销了，换成了一个叫“政事堂”的机构，堂里的头头脑脑全是他北洋的老部下。那时候沈砚之就说过，袁世凯不把龙袍穿上是不会罢休的，现在果然应验了。更让他心头发紧的是电报里那个“速备”二字——程振邦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当年在山海关外面对清军三倍兵力的围剿，他都只是笑笑说“慌什么，先喝茶”。能让程振邦用这种急迫口吻传讯的事情，绝不会只是一纸劝进文书那么简单。

    这意味着战争。意味着这些在校场上喊杀的新兵娃娃们，可能很快就要被送上真正的战场。

    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十月的夜风灌进来，带着柿子林里落叶腐败的甜腥气。远处的营房里亮着零星的灯火，偶尔传来几声不成调的军歌声，夹杂着新兵们粗野的笑骂。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个远在北京的、他们从未谋面的大总统，正在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新的深渊。而他们这些当兵的，注定要成为第一批填进深渊里的人。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但踩在落叶上还是有细碎的咔嚓声。沈砚之没有回头，他认得这个脚步的节奏——不是军靴，是布鞋，鞋底很薄，走路的习惯是前脚掌先着地，步子不紧不慢，带着一种世家子弟特有的从容。

    来人是他的参谋长，叶知秋。四十出头的年纪，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袖口挽到手腕上方，露出一截白净的胳膊。他看起来不像个军人，倒像个教书的先生，事实上他确实是举人出身，考过科举，中过副榜，后来读了新学，再后来就跟着沈砚之干了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半生为儒，半生为兵，到头来也不知道自己算个什么东西”。

    “电报译出来了？”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