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城攻下来的第三天，沈砚之才被抬进这座位于城北的原知府衙门。庭院里的皂荚树落了一地碎叶，青石板缝隙里还嵌着未扫净的弹壳与暗褐色的血痂。阳光很好，亮得晃眼，却暖不透这座刚刚经历过炼狱的城池。他躺在堂屋临时支起的行军床上，左腿的伤口在颠簸中又撕裂了，每一次心跳都像有人拿锥子在骨头上钻孔，可他不肯用最后一剂吗啡——那玩意儿是给快死的人准备的，他还得留着脑子想事。

    “旅座，蔡总司令到了。”参谋长撩开门帘走进来，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了屋里沉重得几乎要凝固的空气。他身后跟着两个穿呢子军装、马靴锃亮的人，是蔡锷的副官。

    沈砚之挣扎着想起身，被副官按住。“松公口谕，将军负伤为国，不必多礼。”那副官语气恭敬，眼神却飞快地扫过这间简陋的屋子，掠过沈砚之苍白的脸和缠满绷带的腿，没什么表情，“总司令在城外五里坡驻节，请沈将军即刻前往议事。”

    五里坡。沈砚之闭了闭眼。那里是泸州城防的核心，也是北洋军炮火覆盖最密集的区域。蔡锷把他从死人堆里拖出来，又把他往刀尖上送。不是不信任，是局势逼人。

    “备轿。”他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所谓的“轿”，是两根楠竹杠子捆着的藤椅，由八个精壮士兵轮流抬着。出了衙门，穿过街道。废墟，到处都是废墟。倒塌的房屋，熏黑的墙壁，被扒开的棺木……有百姓已经开始在瓦砾堆里刨食，眼神空洞得像死鱼。几个护国军伤兵坐在路边，缺胳膊少腿，没人理会，只能向路过的队伍乞讨一口水喝。沈砚之的轿子经过时，他们只是麻木地抬起头，又漠然地低下。

    五里坡到了。蔡锷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半毁的砖窑里，烟囱上还飘着一面小小的护国军旗。窑洞里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和汗酸味。蔡锷瘦得脱了形，穿着件旧呢大衣，坐在土坯垒的桌子后面，正对着地图出神。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着，似乎在强压着咳嗽。

    “松坡。”沈砚之被扶着坐下。

    蔡锷抬起头，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旧亮得惊人。“砚之，辛苦你了。”他指了指桌上的一份电文，“段祺瑞的代表，刚才到了重庆。他们开出了条件。”

    电文很薄，但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北洋政府同意取消帝制，恢复共和，但要求护国军停止进攻，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北洋军撤出四川，换取西南各省承认中央……这是谈判，更是招安。

    “我们打下了泸州，用几千条性命换来的泸州，”沈砚之的声音很轻，却像绷紧的钢丝，“他们就想用一张纸换回去？”

    “不止我们。”蔡锷咳嗽了几声，用手帕捂住嘴，手帕上有一点暗红，“广西陆荣廷，贵州刘显世，都已经派代表去了重庆。他们……想谈。”

    沈砚之明白了。不是想谈，是想结束。大家都有一本账。护国军精疲力竭，北洋军内部分裂，趁着局面还没崩盘，赶紧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地盘。只有他，还抱着那点“除恶务尽”的天真想法。

    “您打算怎么办？”他问。

    蔡锷看着他，目光里有疲惫，有无奈，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决绝。“拖。”他吐出一个字，“我们不能公开反对和谈，那是逆潮流而动。但我们可以提条件，苛刻的条件。比如，袁世凯必须下台，段祺瑞内阁必须改组，北方军队必须全部撤出西南……把他们拖在谈判桌上，拖到他们内部生变。”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策略。既要周旋，又要备战；既要应付北洋政府的阳谋，又要防备“友军”的暗箭。沈砚之沉默了片刻，说：“泸州不能丢。我是说，哪怕和谈，泸州也必须握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

    “我知道。”蔡锷点点头，从桌下取出一份更厚的文件，推到他面前，“这是北洋军张敬尧部的布防图，还有……一些别的消息。”

    沈砚之展开文件。除了军事部署，还有密报：陆荣廷的桂军正在向川黔边界移动，名义上是协防，实则是对着护国军来的；云南内部，唐继尧也开始扩充嫡系，对蔡锷这位名正言顺的都督，猜忌日深。

    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护国战争还没结束，新的军阀割据，已经露出了獠牙。他们这些所谓“志士”，拼死拼活打下来的江山，转眼就要变成另一群野心家的私产。

    “松坡，”沈砚之忽然觉得一阵眩晕，他扶住额头，“如果我们打赢了战争，却输掉了革命，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蔡锷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窑洞口，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许久，才低声说：“砚之，你我皆孤臣孽子。孤臣孽子，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乱局里，尽量守住一点本心，一点底线。让这国家，不至于烂得太快，太彻底。”

    孤臣孽子。沈砚之咀嚼着这四个字。是啊，在这个时代，谁不是孤臣？袁世凯是孤臣，蔡锷是孤臣，他沈砚之，更是孤臣。至于孽子……他看向自己受伤的腿，这满身的伤疤，不就是为这个“国”这个“家”付出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