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秋天，带着黄浦江特有的腥咸味。

    沈砚之坐在霞飞路一家小咖啡馆的二楼。临窗。窗外是法国梧桐。叶子黄了一半，在风里打旋。

    他换下了军装。穿一件藏青色长衫。戴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个落魄的教书先生。

    副官——现在该叫阿诚了——端着咖啡上来。低声说：“先生，您的报纸。”

    沈砚之接过《申报》。翻开第三版。

    一则小新闻：《武昌守将沈砚之解甲归田》。下面只有寥寥数语。说他兵败后遁走沪上，闭门思过。

    “轻描淡写啊。”沈砚之轻笑一声。抿了口咖啡。苦。涩。正好。

    阿诚站在他身后。欲言又止。

    “说。”沈砚之没抬头。目光还停留在报纸上。

    “程先生来电。请您得空去趟棋社。”

    沈砚之翻页的手顿了顿。程振邦在上海开了家棋社。明面是下棋，暗面是联络。

    “回了。”他说。“就说我这几日，要备课。”

    他现在身份是南洋公学的客座讲师。讲中国近代史。学校是他一个旧友介绍的。对方看在他当年守武昌的份上，给了个闲差。

    “是。”阿诚应下。却没动。

    沈砚之抬眼。“还有事？”

    阿诚压低声音。“城里不太平。听说孙传芳的人也在找您。还有……青帮那边，杜月笙派人递话，想请您吃茶。”

    沈砚之放下报纸。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

    武昌一役，他虽然放了城，但终究是北洋旧将。如今北洋崩盘，各方势力都在拉拢或清除这些“前朝遗老”。孙传芳想收编他的残部，杜月笙想借他的名声给赌场撑场面。

    “都回了。”沈砚之声音冷淡。“就说我沈某人，如今只懂子曰诗云，不懂打打杀杀。”

    阿诚点头。退了下去。

    沈砚之望向窗外。街对面有家书店。橱窗里摆着新出的《三民主义》。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在围着看。

    他忽然想起叶挺握手时的温度。想起那句“同志”。

    如今这世道，同志遍地，却又各自为战。北伐军占了武汉，占了南京，可这上海，却是青帮、租界、军阀残部、革命党人搅在一起的浑水。

    他以为自己退了，就能清净。看来，是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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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南洋公学。

    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大多是年轻学生。眼睛亮晶晶的，充满求知欲。

    沈砚之走上讲台。放下讲义。

    “今天我们讲戊戌变法。”他声音不高，但清晰。“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之流，试图君主立宪。结果如何？百日而终。为什么？因为不切实际。在不触动根本的前提下谈改良，如同在沙滩上建塔。”

    台下安静。学生们认真记笔记。

    “那么，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一个学生突然举手问。“沈先生，您亲身经历过武昌起义，又守过武昌城。依您看，如今北伐成功了，中国算得上是民国了吗？”

    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

    沈砚之扶了扶眼镜。镜片反光，遮住了他眼中的波澜。

    “民国与否，不在名称，而在人心。”他说。“若掌权者仍视国为民之私产，若百姓仍食不果腹，若读书人仍需为五斗米折腰——那么，即便挂满青天白日旗，也不过是另一件皇帝的新衣。”

    学生们的眼神变了。从求知，变成灼热。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围上来。问这问那。大多是关于时局，关于未来。

    沈砚之耐心解答。直到天色擦黑。

    走出校门时，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充实。这种充实，不是战场杀伐的痛快，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得意。是看见年轻人眼里还有光。

    “沈先生留步。”

    一个女学生追上来。二十出头。短发。穿着蓝布旗袍。

    “我叫林昭。历史系的。”她微微鞠躬。“沈先生今天的课，让我很受启发。我想……能否借阅您提到的那些关于戊戌变法的外文资料？”

    沈砚之打量她。这姑娘眼神清澈，但眼底有股韧劲。不像普通学生。

    “资料都在图书馆。你可以自己去看。”他说。

    “可是……”林昭压低声音。“有些禁书，图书馆是没有的。”

    沈砚之明白了。这姑娘，恐怕是地下党的人。或是接近左派的进步青年。

    他笑了笑。“年轻人，多看多想。但不要急着下结论。历史，往往比书本上写的复杂得多。”

    他转身走了。留下林昭站在原地，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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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棋社。

    程振邦的棋社在后弄堂里。门脸不大。推门进去，是满屋的檀香味和棋子敲击声。

    程振邦在里间等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