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手里拿着一根马鞭，指着演习地图侃侃而谈，语气凌厉，条理分明，在场的日本武官频频点头。沈砚之当时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看了徐树铮很久，心里想的是：此人有才，可惜不和我们走在一条路上。

    现在这个“可惜”变成了“危险”。顾恒舟在名单上的批注只有一行：“徐近日频繁出入日使馆，疑似负责居中联络。”名单右下角还有一个名字被顾恒舟用红笔圈了起来——陶文锦，陆军部机要秘书，三十二岁，负责保管各部来往的机密函件。批注更短：“已确认。可控。”

    沈砚之明白“可控”是什么意思。陶文锦是自己人。顾恒舟用了两年时间，把他变成了埋在陆军部机要室最深处的棋子。这颗棋子从来没有动用过，因为一旦动用了，就没有回头路。

    “方副官，”沈砚之把名单重新叠好，声音压得极低，“今天几号？”

    “腊月初八。公历一月三日。”

    “三天后，一月六日，袁世凯要在居仁堂召集军务会议，与会名单上有谁？”

    方遇安毫不迟疑地报出了全部名字。听完之后沈砚之把那杯水端起来慢慢喝完了，然后做出了他的决定：“告诉顾恒舟，启动陶文锦，腊月初九之前把密约全文抄出来。记住，只抄第三、四、五条，其他四条不用碰，不能让文件有任何被翻动过的痕迹。另外，通知程振邦，他的人必须在腊月十二之前到北京。腊月十三，我请他去广和楼看戏。”

    方遇安站直了身体，两腿一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没有说“是”，只说了一个字：“诺。”他转身走出去的时候，沈砚之叫住了他。

    “遇安。”

    “在。”

    “你今年二十四？”

    “是。”

    “好年纪。”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枪——毛瑟C96，半自动，十发弹仓，枪身还带着枪油的气味，是他去年从青岛的德国军火商手里买来的，花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他把枪放在桌上推过去，“送给你。记住了，这把枪不是用来拼命的，是活命用的。”方遇安接过枪翻来覆去看了一遍，然后把枪插进枪套里绑在腰间，抬头看了沈砚之一眼。这一眼很短，但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敬重，忠诚，还有一点沈砚之不愿意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东西：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把一个三十一岁的人当成自己的信仰。

    天蒙蒙亮了。东交民巷的灯光终于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浑浊的灰白色天光。腊月清晨的北京城有一种奇异的安静——吆喝声、车马声、巡警的哨子声都还没有响起来，整座城市像被扣在一口巨大的玻璃罩子里，连时间都走得比平时慢一些。沈砚之换上便装从陆军部后门走出去，门口等着一辆人力车，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姓赵，也是革命党的人，拉车拉了二十年，手里攥着北京城里最复杂的情报网——哪位总长昨晚在哪位姨太太房里过的夜、哪位日本参赞今天上午见了谁、哪位警察厅的探长收了多少钱，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最终都会通过老赵的口，传进顾恒舟的耳朵里，再由顾恒舟筛选汇总，送到该送的地方。

    “沈爷，去隆福寺？”老赵问。

    “不。先去铁狮子胡同，然后去前门。绕两圈，最后再奔隆福寺。”

    老赵点点头，提起车把就跑。铁狮子胡同在东四牌楼附近，是段祺瑞的公馆所在地。沈砚之要去那里不是找段祺瑞，而是找一个姓吴的厨子。这个厨子在段公馆掌勺十二年，段祺瑞的每顿饭都要经过他的手。他未必是革命党，但他欠沈砚之一条命——两年前他儿子得了伤寒，是沈砚之找的德国医生，垫的药费。这份人情不大不小，刚好够换一个信息：段祺瑞最近宴请过谁，席间说过什么。吴厨子不一定能偷听密谈，但他在上菜撤盘的间隙里总能听到一两句，对他们这种人来说一句就够了。

    车子拐过东四牌楼的时候，迎面来了一队巡警，领头的一个穿着黑呢子大衣，腰间别着警棍，目光扫过沈砚之的便装和压低的帽檐，没有停留。等巡警走远了，老赵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最近巡警换班时间改了，下午三点加一班，晚上九点加一班。据说内务部下了密令，要在年前把城里的乱党清一遍。沈爷小心。”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下巴。

    腊月初八的北京城，家家户户都在熬腊八粥。米香、豆香、枣香从四合院的厨房里飘出来，混着蜂窝煤的烟气，把整条胡同填得又暖又满。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她娘在后面喊“慢点喝烫嘴”，她头也不回地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北京城最寻常不过的冬天，而沈砚之知道，这份寻常底下压着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他怀里揣着那份密约的七条条款，每一条都是一根引信。

    铁狮子胡同到了。老赵把车停在胡同口，沈砚之下了车，步行进去。段公馆门前站着两个卫兵，军装笔挺，枪刺在晨光里闪着冷光。沈砚之没有靠近，而是拐进了公馆后墙外的一条窄巷。巷子里堆满了杂物，几只野猫蹲在墙头虎视眈眈，他用三块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