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只盯了他一路的流浪猫引开，然后站在一处偏门前等了片刻。门从里面开了一道缝，探出一张胖乎乎的圆脸，围裙上全是油渍，手里还拎着炒勺——正是吴厨子。

    “沈爷。”吴厨子声音压得很低，“您怎么来了？”

    “路过。讨口水喝。”

    吴厨子闪身让他进来，领着他穿过厨房后门进了柴房。柴房里堆着半人高的松木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冽的松香味。吴厨子把门掩上，握着两只手来回搓了好几圈，终于开口了：“昨天晚上，段总长在家里请了几个人吃饭。有陆军部的，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不是中国人。”沈砚之眉头微微一皱：“日本人？”

    “说不好，穿的洋人的衣服，姓也是中国姓。但他们说话的口音不对，我端菜进去的时候听到几句——不是官话，也不是咱们北边的方言，像外地人学官话。”

    沈砚之点头，示意他继续说。吴厨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油汗：“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在说满蒙的事，说什么铁路、什么矿山。段总长一直在听，没怎么说话，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军官，姓徐，那个人说得多。他说话时候的声音不大，但是快，跟机关枪似的，我听不太全。只记住一句——他说，‘此事若成，东三省可保二十年太平。’然后那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起举杯。段总长也举了，但他没喝。”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把吴厨子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心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从怀里摸出一小袋银元塞进他围裙口袋里。吴厨子连忙往外推：“使不得使不得，沈爷您救过我家小子的命——”

    “不是给你的，是给小虎的。病好了以后身子虚，多买点肉补补。”沈砚之说完也不等他推辞，转身就走。他走后许久，吴厨子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袋银元，眼圈微微发红。

    前门火车站。沈砚之在站前的电报局里买了一张电报纸，用一支削得极尖的铅笔写了几个字：“货已备齐，腊月十三发货。”收件人写的是天津法租界一个洋行的地址，收件人姓名是假的，但程振邦认识。电报发出去，沈砚之在电报局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前门楼子在灰白色的天幕下沉默地矗立。十一年前他还只有二十岁，跟着父亲第一次来北京，也站在这个位置。父亲指着前门楼子对他说：“你祖父守了二十年山海关，你将来要守住的东西，比山海关更大。”他没有问父亲“更大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不是城，不是关，不是一座山、一条河、一片土地，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比任何东西都重的东西。

    隆福寺。腊八的香火很旺，僧人们在殿里齐声诵经，钟声悠远，檀香缭绕。沈砚之穿过人群拐进寺后的一间偏房，方遇安已经到了，顾恒舟也已经在等他。顾恒舟今天穿了一件灰布棉袍，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不普通。

    “陶文锦回信了。他答应抄文件，条件是事成之后必须把他和他母亲送出北京。他母亲七十三岁，裹小脚，坐不了长途马车，只能坐火车。但前门火车站全是便衣。”顾恒舟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展开铺在桌上——是一张手绘的北京城布防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了警察厅、侦缉队、宪兵司令部的兵力部署，精确到了每一条街、每一个哨位的换岗时间。“他还有一个条件，必须在腊月十二之前把他母亲送到天津，否则他不干。他说他不是怕死，是怕他死了，他娘没人送终。”

    沈砚之接过布防图，手指沿着东交民巷、正阳门、前门大街一路划过去，最后停在一条从隆福寺往西直门方向的线路上，眼睛微微眯起。“走西直门。腊月十二下午三点那班岗，换岗间隙是九分钟。老太太坐轿，轿帘不要掀，轿夫用我们自己的人，穿侦缉队的制服。”

    “侦缉队的制服？”顾恒舟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了，“你是说冒充侦缉队护送？”

    “侦缉队天天在城里抓人，谁看见他们不绕着走？谁敢查他们的轿子？”

    顾恒舟沉默三秒，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作介于敬佩和担忧之间，最终化作一声短叹：“你可真敢想。”

    “不是敢想，”沈砚之收起布防图，“是没有别的办法。”

    偏房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寺里的小沙弥在招呼香客。腊八粥的香味从寺院的斋堂飘过来，米香豆香枣香之外，还加了一味莲子。沈砚之听到小沙弥清脆的童音在喊：“施主请——腊八施粥，菩萨保佑——”那声音干干净净，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顾恒舟站起身拍了拍棉袍上的灰，在告辞之前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腊月十三广和楼，你请程振邦看戏。唱的哪一出？”

    沈砚之抬眼看他，目光像一把刚从磨刀石上抬起来的刀。

    “《定军山》。”

    老生戏。谭鑫培的拿手好戏，讲的是蜀汉老将黄忠力夺定军山，阵斩夏侯渊。那一折子里最著名的唱词是：“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黄忠成功劳。”顾恒舟念着念着忽然明白了——他请的不是戏，是一个信号，给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