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三。天还没亮透，前门大街上的积雪已经被人踩成了灰黑色的泥浆。程振邦站在广和楼戏园子对面的茶馆二楼，端着一碗滚烫的茶，不喝，只是端着，让热气扑在脸上。他已经站了半个时辰，把这条街上每一个卖糖葫芦的、拉洋片的、蹲在墙角捉虱子的乞丐都看进了眼里。卖糖葫芦的那个老头换了三次位置，每次都在戏园子门口停得最久。拉洋片的换了三拨客人，都是小孩。乞丐是真的乞丐——程振邦从十二岁起就在街头混，真的乞丐和假装的乞丐，他闻得出来。但他还是不放心，因为沈砚之告诉他，不放心是对的。

    天津来的火车昨天半夜到的。他的人分三批进城，装成药材商、洋车夫和唱大鼓的艺人。此刻他们散落在广和楼方圆一里之内。程振邦自己带了十二个人进京，十二个全是当年山海关起义时的老兵，跟着他和沈砚之从关外一路打到江南，又从江南流亡到日本，再从日本偷偷摸回来。十二个人里，最年轻的二十七岁，最老的五十二岁，每个人的枪膛里都压着同一句话：程爷指哪打哪。

    茶馆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方遇安上来了。他没有穿军装，换了一身灰布棉袍，戴一顶狗皮帽子，像个账房先生，但走路还是行军的那股劲儿——步子不大，节奏稳，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点上。他把一张戏票放在桌上，说：“第一排正中间。沈先生说了，今晚您坐那里，他坐您左边，陶文锦的母亲坐最后一排，轿子停在后门。徐树铮今晚也来，坐二楼包厢。”

    程振邦问：“那个姓陶的，文件到手了？”

    “四条，”方遇安说，“不是七条，是四条。比顾先生情报里多出一条——辽东租借地附属权益，包括了南满铁路沿线的电报局管辖权。这一条不在之前破译的电文里，是陶文锦昨天下午从陆军部机要室保险柜里抄出来的。”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油纸包，封得很严实，放在桌上，“原件还在保险柜里，陶文锦抄的是复印件。他说保险柜密码三天换一次，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今晚不把东西送出去，明天换了密码，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方遇安语气很平，但程振邦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害怕，是三天没睡觉之后的那种生理性的颤抖。

    “知道了。你回去告诉沈砚之，今晚广和楼的茶是我请的，让他别跟我抢。”他说完从腰间掏出一个铁质的小酒壶，拧开盖子灌了一口。酒是烧刀子，从天津带的，烈得能点着火。他把酒壶递到方遇安面前晃了晃，方遇安犹豫了一下接过来抿了一小口，脸腾地红了，程振邦笑起来——那笑声很轻很短，像刀片在磨石上刮了一下，随即又收起，重新沉入沉默。

    暮色落下来的时候，广和楼门口的煤气灯亮了。灯光把戏园子门前那副对联照得通红：“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沈砚之站在对联底下，没有看灯，没有看匾，他看着街上的人。他今天穿的是一件藏青色暗花缎面夹袍，外罩一件黑呢大衣，头发用发油抿得整整齐齐，手里拄着一根竹节手杖——不是防身的，是装的。一个陆军部中校在戏园子里以本来面目出现，本身就是最大的伪装。没有人会想到革命党敢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看戏。他赌的就是这个灯下黑。

    程振邦从茶馆出来。两个人在广和楼门口对视了一秒。这一秒钟里，沈砚之微微向二楼包厢的方向偏了一下下巴，程振邦眨了一下眼睛。就这些。没有握手，没有寒暄，没有多余的动作。他们上一次见面是在天津法租界一个犹太人的仓库里，程振邦说等这事办完了咱们去喝一顿，沈砚之说好。然后两人分手，各走各的路，各布各的局，直到今晚，两条线在广和楼汇合。

    七点整，锣鼓开场。池子里座无虚席，前排坐的是各路军官、官员和他们的家眷，后排挤着买散座的普通百姓，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短打的，也有穿西装的。二楼五个包厢挂满了绸缎帘子，正中那个包厢亮着两盏红灯笼，里面隐约有人影晃动——徐树铮已经到了。沈砚之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央，他左边坐着的是陆军部军需司的一个处长，肥头大耳，帽徽擦得锃亮，右边是空的——那是程振邦的位置。程振邦在散座后排站着，背靠一根柱子，眯着眼睛假装在听戏，实际上他的目光像一把量角器，正在不动声色地测量包厢到戏台、包厢到大门、包厢到后门出口之间的距离和角度。

    台上谭鑫培还没出场，先在演《跳灵官》，几个武生翻着跟头，把整个台子翻得虎虎生风，池子里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沈砚之端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他甚至微微闭了一下眼睛，像是在品味锣鼓点的节奏。但他闭眼的那一瞬间，脑子里飞速过了一遍今晚的一切部署——包厢里的人，后门的轿子，前门的巡警，巷子里的枪，电报局的发报机，以及今晚必须完成的唯一任务——把那份文件从这座园子里送出去，送出北京，送到天津。

    文件此刻就在他怀里，用油纸包了三层，贴着胸口。陶文锦昨天下午把它交到方遇安手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告诉沈先生，抄这份文件用的墨水，和陆军部文件用的墨水是同一瓶。有人查起来，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