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腊月初八。

    四川泸州，忠山之上的忠烈祠前，积雪压断了枯枝，发出一声沉闷的脆响。雪粒子被北风卷着，像无数细小的冰刀，刮过阵地上那些尚未掩埋的尸体僵硬的军服。血，早已在低温下凝固成黑褐色的坚冰，又被新雪覆盖，只留下一团团暗沉的污渍。

    沈砚之站在祠堂残破的门槛内，隔着飘摇的雪幕，望向北面蜿蜒的山道。他的肩头积了薄薄一层雪，军大衣的领口磨得发毛，露出里面灰白的毡绒。三天了，北洋军张敬尧部的攻势如潮水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护国军的防线就像狂风中的蛛网，摇摇欲坠。

    “总司令，正面三营阵地又丢了。”参谋长程振邦掀开棉布帘子走进来，眉毛胡须上都挂着白霜，声音像是含着冰碴，“二团团长阵亡，三营营长带着最后的几十个弟兄堵在隘口，怕是撑不过今天。”

    沈砚之没有回头。他手里捏着一封刚译出的电报，纸张边缘已经被汗水浸软。这是唐继尧从昆明发来的，不是增援，而是催促进军，指责他“畏葸不前，致误戎机”。

    “继尧这是要把我们当成填沟壑的土石。”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像是砂纸磨过桌面，“他想要泸州城，可以。但得用我川南子弟的血去换。”

    “那我们……”程振邦拳头攥得咯咯响，“撤？”

    “撤？”沈砚之转过身，双眼布满血丝，却亮得骇人，“往哪儿撤？身后就是纳溪，是永宁，是滇黔边境的万千百姓。我们一撤，张敬尧的北洋军就会像蝗虫一样扑过去。护国？护的什么国！”

    他猛地将电报拍在桌上，震得油灯灯火乱晃。

    祠堂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嚣。不是枪声，是人声。哭喊声，咒骂声，还有伤兵痛苦的。

    沈砚之抓起桌上的驳壳枪，大步流星走出祠堂。程振邦紧随其后。

    祠堂外的空地上，几十个轻伤员正围着一辆粮车推搡。押粮的军官挥舞着鞭子，厉声呵斥：“别抢！这是总部直属营的口粮！你们这群残兵败将，饿死活该！”

    一个断了左臂的士兵扑上去，死死抱住军官的马腿：“长官……给口吃的吧……兄弟们三天没进食了……还要守阵地啊……”

    “滚开！”军官一鞭子抽在他脸上，顿时皮开肉绽。

    沈砚之几步冲过去，一把攥住军官挥鞭的手腕。那军官疼得大叫，鞭子脱手落地。

    “你他妈是谁……”军官刚要破口大骂，看清沈砚之的脸，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立正敬礼：“总、总司令……”

    沈砚之看都没看他，俯身扶起那个断臂士兵。士兵满脸是血，却愣愣地看着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把粮卸了。”沈砚之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总座！这可是唐督军亲自下令拨给……”

    “我再说一遍，”沈砚之抬起眼，目光如刀，“把粮卸了。分给伤兵。”

    军官脸色惨白，还想争辩，程振邦已经拔出了腰间的盒子炮，顶在他脑门上：“聋了？沈总司令的话听不见？”

    粮袋被撕开，糙米混着稗子倾泻而出。伤兵们起初不敢动，直到沈砚之亲手捧起一捧米，递给那个断臂士兵，人群才骚动起来，却又保持着克制，排队领取。没有人哄抢，没有人争斗。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汉子，捧着那点救命粮，有的哭了，有的呆滞，却没有一个人道谢——他们已经把谢意刻在了眼里，刻在了心里。

    沈砚之走到粮车旁，看着那些领到粮食的士兵，像看着自己的子弟。他知道，唐继尧扣着粮草弹药，想借北洋军之手消耗他的部队；他也知道，张敬尧在泸州城里摆着庆功宴，等着砍下他的头颅。

    但他更知道，只要这些士兵还愿意跟着他，只要他们还相信“护国”二字不是骗局，他就绝不能退。

    “振邦。”沈砚之低声道。

    “在。”

    “把教导队的学兵拉上来，填补三营缺口。”

    程振邦倒抽一口冷气：“总座！那是咱们的种子！是以后建新军的骨架啊！”

    “种子撒不下去，哪来的新军？”沈砚之看着他，一字一顿，“这一仗，不是为唐继尧打，不是为蔡松坡打。是为这些弟兄，为川南的老百姓打。就算把教导队打光了，也要把张敬尧挡在泸州城外。”

    程振邦红了眼眶，立正，敬礼，转身跑去传令。

    沈砚之重新望向北方。雪更大了，天地间一片苍茫。他想起去年此时，还在日本东京的寓所里，和孙中山先生讨论共和的未来。那时的雪，是飘在异国的雪，心中的火，是对一个新国家的憧憬。

    而现在，雪是血雪，火是战火。

    “总司令！北洋军又上来了！”观察哨的嘶喊声从山顶传来。

    沈砚之拔出腰间的指挥刀，刀身在雪光下泛起一层青芒。

    “通知各部，预备队全部压上。没有命令，不许后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