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酒精和腐肉的甜腻气味。十几个伤兵躺在草席上，有的在昏睡，有的睁着眼睛望着帐篷顶，眼珠一动不动，像一具具被掏空了灵魂的躯壳。

    角落里有一个年轻的士兵正用仅剩的右手在膝盖上写信。他看见沈砚之进来，慌忙把信纸翻过去扣在膝上，脸上露出一种做贼被抓的心虚。沈砚之走过去，在他身边蹲下，伸出手：“给我看看。”

    士兵犹豫了一下，慢慢把信纸递过来。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有些笔画被水渍洇开了，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娘，仗打完了。袁大头死了。我还活着，少了条胳膊，但还能写信。他们说要裁军，我不知道还能不能领到抚恤金。如果能领到，我就回家种地。如果不能，我就去重庆码头上扛活。您别担心，我右手还在，能干活……”

    沈砚之把信纸折好，递还给那个士兵。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士兵的手心里。

    “回去以后，把地址写给我。抚恤金的事，我想办法。”

    士兵愣愣地看着手心里的银元，嘴唇哆嗦了半天，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声在帐篷里回荡，把其他昏睡的伤兵一个个震醒。醒来的伤兵们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沈砚之，目光里有感激，有茫然，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问，仗打完了，我们这些人，还有用吗？

    沈砚之走出帐篷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纳溪镇上的灯火稀稀拉拉地亮着，大多是煤油灯，昏黄的一小团一小团，照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把水坑里的积水映成了暗红色，像凝固的血。

    他的指挥部设在镇尾的一座破庙里。庙已经荒废了很多年，大殿里的菩萨东倒西歪，香案上堆着地图和文件，墙角架着一台手摇发电机，通讯兵正蹲在那里调试电台。沈砚之走进去的时候，参谋长赵季平正站在地图前，用一支红蓝铅笔往上面画圈。他比沈砚之大五岁，保定军校出身，是护国军里少有的科班参谋。此刻他眉头紧锁，红蓝铅笔在手指间转得飞快，转一圈，停下来画一笔，再转一圈，再画一笔。

    “季平，出什么事了？”

    赵季平把铅笔往地图上一丢，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拿起桌上一份刚译出来的电报，递给沈砚之。

    “北京新内阁的名单出来了。咱们护国军的将领，一个都没进。”

    沈砚之接过电报，对着煤油灯读了一遍。他读得很慢，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是在咀嚼某种苦涩的东西。读完之后他把电报放下，没有说话。

    “还有一份。”赵季平又递过来一张纸，表情更难看了，“陆军部的裁军令。护国军各部队要在三个月内完成整编，滇军保留三个团，黔军保留两个团，其余各部——就地遣散。”

    沈砚之接过那份裁军令，这次没有读。他走到香案后面坐下来，把那盆充当烟灰缸的破瓦片挪到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卷点上。烟是当地土烟，又辣又冲，第一口就呛得他咳了两声。

    “理由呢？”

    “理由很充分。”赵季平的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讽刺，“国家初定，财政困难，养不起这么多兵。各省驻军以‘保境安民’为限，多余兵力一律裁撤。语气是黎元洪的，措辞是段祺瑞的，但主意——是那些在北洋老巢里安然无恙的督军们出的。”

    “他们的兵一个不裁，裁我们的。”

    “对。”

    沈砚之吐出一口烟雾，在烟雾的后面微微眯起眼睛。他有三十多岁的沉稳，还没有四十岁的迟钝，正好处在一个男人判断力最锋利的年龄段。那些刀光剑影的厮杀淬炼了他的直觉，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把戏他虽然厌恶，但也早已不是门外汉。袁世凯死了，可北洋的骨架还在，只是换了一层皮而已。段祺瑞在北京掌权，冯国璋坐镇南京，张作霖在东北虎视眈眈，各省督军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共和的旗号打起来了，但旗杆底下站着的，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旅长，”赵季平压低声音，走到他面前，“咱们这些人，从辛亥年打到现在，打了六年了。死了多少人？棉花坡一仗，咱们旅从三千人打到一千二。到头来，他们说要裁军。咱们连个番号都不给留。”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把烟卷掐灭在瓦片里，站起来走到庙门口。外面是纳溪的夜，星空低垂，银河横贯天际，远处江水的波光在月色下闪着碎银般的冷光。庙门口的老台阶上长满了青苔，他踩上去的时候，青苔在脚底发出细微的碎裂声。

    “你闻到没有？”他忽然问。

    赵季平愣了一下：“什么？”

    “桂花的味道。”

    赵季平走到门口仔细闻了闻，果然在江风的腥味和硝烟的残留中，有一丝极淡极淡的甜香，从庙后面的山坡上飘下来。山上的野桂花开了，那些花很小，藏在叶子底下，不注意根本看不到，但香味能飘过整条江。

    “明天咱们去蔡将军灵前上香。”沈砚之说，“上完了香，你带人回毕节，我去一趟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