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六月初六，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消息传到泸州的时候，沈砚之正蹲在纳溪渡口的青石码头上，就着浑浊的江水啃一块干硬的锅盔。锅盔是三天前从叙永带出来的，面皮已经裂成了龟背纹，咬一口能崩下满嘴的碎渣。他小心地用掌心接着，把碎渣攒起来再塞回嘴里——这一路上见过了太多饿殍，每一粒粮食都是从死人嘴里省下来的。

    “沈旅长！沈旅长！”通讯兵小何沿着码头跑过来，手里攥着一份电报，脚下踩得栈桥的木板咚咚作响。跑到跟前时上气不接下气，脸上却带着一种奇异的、不敢置信的神情，好像手里攥着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块烧红的铁。

    “北京急电——袁大头死了！”

    沈砚之咀嚼的动作停了。他把锅盔放在膝盖上，接过电报，对着江面上斜照过来的夕光看了两遍。电报上的字很短，措辞也简单——“袁世凯于本日上午十时病逝于北京，黎元洪已就任大总统。”他看完了，把电报折好，装进胸前的口袋里，重新拿起膝盖上的锅盔，继续啃。

    小何愣在那里。他原以为沈旅长会跳起来，会拍着大腿叫好，会命令他立刻去通知各营集合庆祝。毕竟这六年——从辛亥年的武昌首义到二次革命的喋血沙场，从流亡日本的苦闷岁月到护国军的川南血战——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可现在这一天来了，沈旅长却蹲在江边啃锅盔，平静得像是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消息。

    “旅长？”小何试探着又叫了一声。

    沈砚之把最后一块锅盔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碎渣，站起来。他今年不过三十四岁，鬓角已经有了白霜，眼角的纹路比同龄人深得多，但那双眼睛依然亮着——不是年轻人那种锋芒毕露的亮，而是一种被烽烟淬过之后沉淀下来的光，像烧了一整夜的火堆，明火已经熄了，但木炭还在暗处红着。

    “知道了。”他说，“通知各营，今晚加一个菜。”

    “就这？”

    “还有。”沈砚之看着江面上缓缓下沉的落日，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明天一早，去蔡将军灵前烧一炷香。”

    小何不说话了。蔡将军——蔡锷——护国军的总司令，他们所有人的主心骨，没有等到这一天。三个月前，他在福冈的医院里闭上了眼睛，临终前还在用笔写电文，写了一半手就抬不起来了，最后一句话是“务必保住共和果实，勿使再落入贼手”。沈砚之接到噩耗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指挥部里坐到天亮。第二天出来的时候，鬓角的白发多了一半。

    纳溪渡口的晚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泥沙的腥味和水草的潮湿。远处有几艘运粮的木船靠岸，船工们正吆喝着往下搬麻袋，光着的脊梁在夕阳下闪着古铜色的光。沈砚之沿着码头慢慢往回走，路过一堆堆篝火旁正在埋锅造饭的士兵，路过临时搭起来的伤兵帐篷里传出的声，路过渡口那棵被炮弹削掉了半棵树冠的老黄葛树——树下坐着几个伤兵，断了腿的那个正在用刀削一根竹竿，断了胳膊的那个靠在树干上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旅长！”伤兵们看见他，挣扎着想站起来。

    “坐着。”沈砚之摆了摆手，在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他认识那个削竹竿的兵——叫刘三，川南纳溪本地人，上个月在棉花坡阻击战中被弹片削掉了半只左脚掌。军医说保不住了，他咬着块破布让军医拿锯子锯，一声没吭。锯完了吐掉嘴里的布，第一句话问的是“啥时候能装个假的，我还想跟着沈旅长打仗”。

    “三儿，袁大头死了。”沈砚之说。

    刘三手里的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削竹竿，只是削得更慢了。竹屑一点一点落在他膝盖上，灰白色的，像雪。

    “死了？”他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死了。”

    “那蔡将军呢？”

    “蔡将军也死了。”

    刘三没有说话。他把竹竿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头顶那半棵被削断的老黄葛树。新枝从断裂处长出来，嫩绿的，细细的，在晚风里轻轻摇晃。然后他低下头，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没有声音，没有嚎啕，只有身体里挤压出来的震颤，像地底深处传来的余震。旁边的几个伤兵都没有说话，有的把头转过去看江面，有的闭着眼睛，嘴唇翕动着，不知道是在念经还是在骂人。

    沈砚之没有安慰他。他在石头上坐了很久，直到刘三的肩膀停止了抖动，才站起来，拍了拍他的后背。

    “回家吧。”

    “家没了。”刘三闷声说，“棉花坡的村子打烂了，老娘埋在瓦砾底下还没挖出来。”

    “那跟我走。”

    刘三抬起头，眼睛红肿着，但目光是干的。他看着沈砚之，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点了点头。

    沈砚之离开老黄葛树，沿着渡口往镇子里走。路过伤兵帐篷的时候，他掀起帘子进去看了一眼。里面光线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挂在帐篷顶上摇摇晃晃地亮着，空气里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