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五华山。

    云南都督府的朱漆大门已经斑驳了，门楣上悬挂的“共和保障”匾额还是蔡锷当年亲笔题写的那一块，字迹遒劲，金漆犹新，但题字的人已经化作福冈的一捧骨灰，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沈砚之在门房里等了整整一个时辰。

    门房不大，四壁空空，只摆了一张方桌和两把硬木椅子。桌上搁着一壶凉茶，茶色已经泡得发黑，茶叶梗子沉在壶底，像一小撮被遗忘的旧事。沈砚之没有坐，他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进进出出的副官和参谋们。那些人脚步匆匆，怀里夹着公文，脸上带着一种战后特有的亢奋与疲惫——仗打完了，该分果子了，这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事情。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秘书终于从里院走出来，脸上挂着标准的、不咸不淡的笑容，站得笔直，像一根量好了尺寸的电线杆：“沈旅长，唐都督今日公务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您有什么事，不妨跟我说，我一定转达。”

    “我在这里等。”沈砚之转过身来，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都督什么时候有空，我什么时候走。”

    秘书的笑容僵了一下。他见过许多来求见唐继尧的人——有送礼的，有说情的，有来讨官做的，还有来表忠心的。那些人被晾上一个时辰，多半会坐立不安，要么反复看表，要么缠着门房打听都督的心情如何。但眼前这个人不一样。他的站姿不像在等人，倒像在站岗，肩背笔直，双脚微微分开，重心落在前脚掌上，随时可以拔腿就走，也随时可以再站上三个时辰。

    “那您再稍候。”秘书收起笑容，转身进去了。

    沈砚之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唐继尧他见过，而且不止一次。辛亥年云南光复，蔡锷任云南都督，唐继尧是军政部长。那时候沈砚之刚从山海关南下，带着三百残兵来投，在都督府门口等了两个时辰，最后是蔡锷亲自出来把他接进去的。蔡锷拍着他的肩膀对唐继尧说——“这是沈砚之，山海关起义的英雄。北方革命军打到只剩他一个指挥官还在打，你好好学着点。”唐继尧当时笑得很客气，说“久仰久仰”，然后亲自给他斟了一杯茶。

    那时候的云南都督府，还没有朱漆大门，也没有“共和保障”的匾额。那时候蔡锷住在后院一间漏雨的偏房里，枕头底下压着手枪，桌上摊着军事地图，一边咳嗽一边拟电报，深夜里咳出来的血把雪白的稿纸染得斑斑点点。唐继尧住在隔壁院子里，每天清早来敲门，跟蔡锷商量军政大事，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争完了又一起蹲在廊下吃米线。沈砚之曾经羡慕过那样的关系——那是两个革命者之间最纯粹的情谊，没有算计，没有猜忌，只有对共和理想的共同信仰。

    后来蔡锷被袁世凯调去了北京，唐继尧坐上了云南都督的位置。再后来，袁世凯称帝，蔡锷从北京逃回来，在昆明举起了护国军的旗帜。唐继尧也举了，但他举的是另一面——他宣布云南独立，自己当“云南王”，护国军借他的地盘出发，每借一天，都是人情。

    现在蔡锷死了。唐继尧的朱漆大门上还挂着蔡锷的题字，但门里的人，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

    “沈兄——”

    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从里院传来，把沈砚之从回忆里拉回来。唐继尧亲自出来了。他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藏青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脸上带着那种经过精心调配的笑容——三分热情，三分矜持，三分恰到好处的歉意，还有一分让人捉摸不透的疏离。

    “哎呀，让你久等了，底下的人不会办事，怎么不早点通报？”唐继尧大步走过来，双手握住沈砚之的手，用力摇了摇，力度掌握得炉火纯青——显得热情，又不失分寸，“来来来，里面坐。”

    沈砚之跟着他穿过三重院落，走进了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陈设比蔡锷时代气派多了——红木办公桌，皮面转椅，墙上挂着大幅的云南全省地图，地图旁边是一幅唐继尧自己的戎装半身照，照片里他骑着一匹白马，腰挎军刀，英姿勃发。蔡锷当年的办公桌还在角落里摆着，已经改成了茶几，上面堆着几份报纸和一只青瓷烟灰缸。

    “砚之兄，川南这一仗，打得苦啊。”唐继尧亲自给沈砚之斟了一杯茶，用的是上好的普洱，汤色红浓如琥珀，“我在昆明天天看战报，看到棉花坡的伤亡数字，那一夜没睡着。蔡将军走了，你一个人扛着，不容易。”

    “都督记得棉花坡，那就好。”沈砚之接过茶杯，没有喝，放在桌上，“我在棉花坡打光了半个旅。阵亡将士的名单，我一笔一划写了三天，一共一千三百八十二个名字。这次来，就是想当面跟都督商量一下——这些人的抚恤金，还有剩下弟兄们的去处。”

    唐继尧的笑容没有变，但他端茶的手停了一瞬。那一瞬极短，短到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但沈砚之注意到了。他在战场上活下来靠的就是这种对细节的洞察力，能从对手一个细微的动作里读出下一秒是要拔刀还是要后退。唐继尧那只停顿了半秒的手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