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讲武堂开课的第三个月，沈砚之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天他巡课走到第三教室后窗，听见里面一个教官正在讲“散兵线展开要领”。教官姓刘，是护国军的老连长，参加过川南血战，打仗是一把好手。他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画了三条横线，画完了把粉笔往桌上一扔，说：“散兵线嘛，就是人不要挤在一起，隔十几步站一个，这样炮打过来不会全炸死。记住了没有？”

    下面齐刷刷地喊：“记住了！”

    沈砚之站在窗外没有进去。他等下了课，把刘教官叫到操场上。操场边那排白杨树刚抽了新叶，阳光穿过嫩绿的叶子洒在两个人身上，斑斑驳驳的。

    “老刘，散兵线为什么隔十几步，不是隔二十步，也不是隔五步？”

    刘教官愣了一下：“战场上一直都是这么跑的。”

    “为什么一直这么跑？”

    “因为……”刘教官挠了挠后脑勺，“因为老连长教的。”

    “老连长又跟谁学的？”

    刘教官答不上来了。

    沈砚之没有责备他。他知道这不是老刘一个人的问题——整个讲武堂的教官都是从护国军里抽出来的老兵，打仗个个是把好手，但让他们把“为什么”讲清楚，十个人里有八个要卡壳。他们会做，不会讲。会带着士兵往前冲，不会告诉学生为什么要在冲锋前检查鞋带。

    当天晚上，沈砚之把程振邦叫到自己屋里。油灯点到半夜，两个人对着一沓教案草稿，程振邦熬得眼睛通红，沈砚之却越改越精神。他把刘教官的“散兵线”教案全部推翻重写，从普法战争的散兵线讲到日俄战争的散兵线，从步枪射速讲到炮弹杀伤半径，从地形坡度讲到士兵的心理承受极限。写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放下笔，把最后一页教案递给程振邦。

    程振邦接过来看了半晌，放下稿纸，用一种不认识他的眼神看着他：“这些东西你从哪学来的？”

    “日本。”沈砚之说，“流亡那两年，我白天在报馆打工，晚上去陆军士官学校的夜校听课。那些日本教官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画横线，他们画的是几何图形。每一个战术动作都能用数学算出来——射程多少，散兵线就该多宽。数字是死的，人是活的，但活人必须尊重死数字。不尊重，死的就是活人。”

    程振邦把教案放在桌上，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他的军靴踩在青砖地上，咯噔咯噔的，跟他的思路一样急促。

    “砚之，你这个搞法，不是办军校。”他停下来，转过身，“你这是要办中国的陆军士官学校。”

    “不行吗？”沈砚之反问，“日本人的军校能教出打我们的军官，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办法教出打回去的军官？”

    程振邦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重新坐下来，把那本教案翻开，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抬头看着沈砚之，油灯的光在两个人脸上跳来跳去。

    “你写这一本教案，熬了几个晚上？”

    “三个。”

    “还有多少本要写？”

    沈砚之拉开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几个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科目名称：步兵战术、骑兵战术、炮兵协同、后勤保障、地形测绘、军事工程……字迹工工整整，跟他当年在山海关给革命党写密信时一模一样。

    “全部重写。”他说，“三个月之内，我要让每一个教官拿着新教案上课。不会写字的我帮他写，讲不清楚的我帮他练。以前没人教他们怎么当教官，现在我来教。”

    程振邦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这是在拿命办这所军校。”

    沈砚之把油灯挑亮了一些，翻开下一个信封。

    “命算什么。”他说，“松坡将军拿命护国，我拿命教几个人，有什么好说的。”

    三个月之后，西南讲武堂的课堂换了一副模样。

    教官站在讲台上不再只是画横线和喊口号。他们开始在黑板上画地形剖面图，开始用木棍和沙子做简易沙盘，开始把学员分成两组搞兵棋推演——一组扮红军，一组扮蓝军，在纸上打得不可开交。

    沈砚之亲自上第一堂兵棋推演课。他把全班分成东西两军，东军守一个山头，西军攻一个山头。规则很简单：地形、兵力、弹药、天气全部按照川南实战设定，每一个决策都要写出依据。打了两个钟头，西军赢了，但赢得惨烈——阵亡过半，连长全部战死。

    赢的那一组欢呼起来，把军帽往天上扔。

    沈砚之站在讲台上等他们安静下来，然后问了一句让整个教室瞬间沉寂的话。

    “西军，你们阵亡了多少人？”

    一个学员站起来，声音还带着刚才的兴奋：“报告校长，阵亡率百分之六十七。”

    “百分之六十七。”沈砚之重复了这个数字，“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一天带兵，你的连一百个人冲上去，六十七个没回来。你站在山坡上往下看，那六十七个人的面孔你看得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