拄着一根文明棍，身旁围着几个点头哈腰的皖军军官。那人的大衣领子翻得很高，遮住了半张脸，但沈砚之还是从他握文明棍的手势里认出了日本人——中国军官握棍子是用手指捏，这个人是用手掌包着棍头往下拄，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出来的标准姿势。

    “一个。”他低声报数，旁边趴着的赵铁柱拿铅笔头在纸片上记。

    “月台东边，两个便衣，腰间鼓着，有家伙。西边哨亭里还有一个机枪位——捷克式，一挺。”

    赵铁柱画了个粗糙的草图，把火力点用叉号标出来。他的字写得跟鸡刨似的，但图上的距离比例全是凭眼睛估出来的，精确度不比正经测绘兵差。这是在战场上磨了十几年磨出来的本事。

    装车持续了两个时辰。凌晨丑时三刻，最后一箱货被推进车厢，铁门轰隆一声拉上。火车头发出一声长鸣，车轮缓缓转动，闷罐车咣当咣当地驶出了兵工厂，沿着铁轨往东而去。

    沈砚之从水塔上滑下来，大步走进山货铺的后院。马旭东已经守在电台旁边了。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护路会里唯一念过中学的，戴着圆框眼镜，手指细长，敲电键的动作快得像弹钢琴。沈砚之口述电文——“货已发出，四节闷罐，押运约三十人，有日人随车。圃田动手。”马旭东把电文译成密码，滴滴答答地发了出去。

    然后就是等。

    等待的时间比打仗更难熬。地窖里五个人围着煤油灯坐着，谁都不说话，只有马旭东的耳机里偶尔传出微弱的电流杂音。赵铁柱把他的盒子炮拆了装、装了拆，来回折腾了好几遍。一个老兵在角落里靠着麻袋打盹，鼾声很轻，但眉头皱着，梦里大概也在打仗。

    凌晨四点，电台响了。马旭东一把按住耳机，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下一串数字，然后翻开密码本逐字翻译。译到一半，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沈砚之问。

    马旭东抬起头，煤油灯的光照在他镜片上，看不清他的眼神，但他的嘴唇在发抖。

    “圃田得手了。缴获步枪三千支，机枪五十挺。但是——”他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撤退时遭遇从郑州方向赶来的皖军增援部队，程振邦带人断后，身中三弹。”

    沈砚之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窖的泥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人怎么样？”

    “电报里没说。”马旭东的声音压得很低，“只说正在往巩县撤，让咱们准备接应。”

    沈砚之转身就往地窖外走。赵铁柱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你干啥去？”

    “接应。”

    “不行。”赵铁柱的手像铁钳一样箍着他的手臂，“你是护路会的魂，你不能出事儿。我带人去。”

    “铁柱——”

    “你听我说。”赵铁柱把沈砚之按回椅子上，两只布满老茧的手压着他的肩膀，力气大得惊人，“程振邦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我带人去接他。你留在这里稳住局面。天亮之后皖军肯定会全城搜查，山货铺需要你。”

    他没有说“程振邦可能已经不行了”这句话，但两个人都明白。沈砚之沉默了三秒钟，然后把自己的短枪从腰间拔出来，塞进赵铁柱手里。

    “带他回来。”

    赵铁柱接过枪，插进自己腰带里，转身就走。

    那个黎明，沈砚之坐在山货铺后院的石阶上，身边摆着那台沉默的电台。天边开始泛出一线灰蒙蒙的鱼肚白，巩县城里远远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接着是清真寺邦克楼上传来的晨礼唤礼声——这座小城里住着汉人、回民、还有几个做皮毛生意的蒙古人，各种声音搅在一起，在晨光中升起一缕人间的烟火气。沈砚之听着这些声音，手里握着那枚铜印，指尖反复摩挲着印钮上那柄出鞘的剑。

    天光大亮的时候，赵铁柱回来了。

    他推开山货铺后门的时候，沈砚之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脸。那张被风吹日晒了几十年的老脸上，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在皱纹的沟壑里冲出了两道泥泞的印子。他的身后，四个弟兄抬着一扇门板，门板上躺着一个人，盖着一件沾满血迹和煤灰的灰布军装。

    沈砚之站起来。他感觉自己的膝盖在发软，但他还是站得笔直。他走到门板前面，蹲下去，伸手掀开军装的衣角。

    程振邦的脸很白，白得跟山海关的雪一样。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赵铁柱跪在门板旁边，用袖子去擦程振邦脸上的煤灰，擦着擦着手就开始抖，抖得袖口上的布扣子磕在门板上，发出细碎的嗒嗒声。

    “他断后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一挺机枪堵在砖窑门口。”赵铁柱的声音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子弹打光了，他把机枪砸了，拿刺刀往上冲。增援的皖军有一个连，被他堵在窑门口堵了一刻钟。我们撤到安全地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着。拄着刺刀，站在砖窑门口，站得笔直。后来——”他的声音断了一下，“后来枪声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