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把手覆在程振邦的额头上。额头是冰的，冰得刺骨。他想起这个人第一次出现在山海关城下的那个黄昏——骑着马从夕阳里跑出来，铠甲上全是霜，见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沈砚之，我从保定一路跑死了三匹马，赶得上你这趟热闹吗？”想起在川南铁桥争夺战中，程振邦扛着炸药包冲上桥头，回来的时候眉毛被烧没了半条，还龇着牙冲他笑。想起北上的路上，两个人并辔走过无数个黎明和黄昏，有时候一整夜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聊到天边泛白，聊的话题从战术部署到家乡小吃，什么都聊。最后一次聊天是在来巩县的路上，经过一片白杨林，程振邦忽然勒住马，望着光秃秃的枝丫出神。

    “老沈，”他当时说，“咱们死了之后，有人记得咱们吗？”

    沈砚之想了想，回答他：“没人记得才好。没人记得，说明天下太平了。”

    程振邦哈哈大笑，笑声惊起了树梢上的一群乌鸦，黑压压地飞过灰白的天空。

    现在他不笑了。他躺在这扇破门板上，永远地停止了笑。

    沈砚之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垫在程振邦的头下。然后他站起来，从腰间拔出短枪，举向天空。

    他没有开枪。巩县城里不能开枪——枪声会把皖军引来。他只是一手举着枪，一手握着铜印，在渐渐明亮的晨光里站了很久很久。

    当天下午，护路会的所有骨干在地窖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沈砚之没有说任何慷慨激昂的话，只是把程振邦临死前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咱们死了之后，有人记得咱们吗？”然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用人记得。这批枪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陇海铁路还在我们自己人脚下，这就够了。程振邦死在砖窑门口，他死得其所。”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从今天起，程振邦守过的那个砖窑，就是护路会的第一个牺牲点。以后每一个牺牲点，都会立一块碑。碑上不刻名字，只刻日期和一件事——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赵铁柱站起来，“碑上刻什么？”

    沈砚之从马旭东手里接过一支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十个字。字迹和他的人一样——棱角分明，一笔一划都像刀刻的。

    “铁轨向东，血往西流。”

    他把纸递给赵铁柱，“找巩县最好的石匠，刻在砖窑的外墙上。不要碑，就刻在墙上。让每一个经过那段铁路的人，都能看见。”

    程振邦被安葬在巩县城外一座面向东方的小山坡上。从那个位置，可以看到陇海铁路笔直地伸向地平线。葬礼很简单，没有棺材，没有花圈，只有一块木板刻的墓碑。沈砚之亲自挖的坑，一锹一锹地把泥土铲开。泥土冻得很硬，每一锹下去都震得虎口发麻，但他没有让任何人帮忙。挖好之后，他把程振邦的遗体用自己那件军装裹好，放进坑里，然后把他的刺刀放在他手边。

    “振邦，”他蹲在坟坑边上，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坟坑里的人能听见，“你说过想要一个太平天下。我替你接着打。”

    赵铁柱站在他身后，把一杯酒洒在冻土上。酒液渗进泥土里，留下一小片深色的印渍，像一朵开在冬天的花。

    远处，一列火车从陇海线上隆隆驶过，汽笛长鸣，震碎了冬日灰白的天空。车头喷出的白烟在半空中慢慢散开，像一面没有写任何字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