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踩上去直打滑。路边偶尔能看到被遗弃的辎重车和散落一地的弹药箱，还有几具还没来得及收敛的尸体躺在路边的水沟里，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落叶。已经发胀了，把军服的扣子都撑开了。勤务兵要下去收敛，沈砚之拦住了他——时间不够，回来再说。

    赶到泸州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蔡锷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叫做白塔寺的破庙里，庙前有一棵被雷劈过的黄葛树，树身从中劈开，一半已经枯死了，另一半还在顽强地抽着新芽，嫩绿的叶苞从焦黑的树皮下钻出来，看上去又倔强又可怜。沈砚之在庙门口整了整军装，把风纪扣扣好，又把沾在袖口上的泥浆用手帕擦干净，然后挺直腰板走了进去。他每次见蔡锷之前都要整理仪容，这个习惯从在云南投奔护国军的时候就养成了。不是因为军纪——蔡锷自己病成那样了，也不会计较别人的扣子——是出于敬意。他觉得见这样的人，就算不能穿戴整齐，至少也得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

    蔡锷半靠在行军床上，背后垫了两个马鞍，身上盖着一条灰毯子，手里还拿着一份没看完的战报。战报的纸张从他指间滑落下来，斜搭在毯子上，他也没有力气去捡。他比半个月前更瘦了，眼窝深得像两口枯井，颧骨高高凸起，军装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领口空出了两根手指的余量。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健康人的神采奕奕，而是一盏油灯在燃油耗尽之前最后那几下跳跃——越烧越亮，因为知道快灭了。

    沈砚之在行军床前立正敬礼。蔡锷摆了摆手让他坐下，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开口问叙府和泸州的情况。他说话的时候，气息很浅，声音轻得像一片枯叶落在水面上，每一个字都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嗓子眼里推出来。但他问的问题依然是蔡锷式的——精准、要害、直指核心，没有丝毫的含糊和拖沓。

    沈砚之一一答了。讲到赵保仁倒戈的细节时，蔡锷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讲到唐继尧那封电报时，蔡锷把眼睛闭上了，沉默了片刻。沈砚之不敢确定他是在思考，还是只是累了，需要停下来喘口气。

    “唐继尧有唐继尧的打算。”蔡锷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但很稳，“他不愿意把滇军全部押在四川，这也在情理之中。我本来也没指望他能一直打下去。护国战争打到今天，靠的不是谁的命令，是每一个还在坚持的人自己的良心。”他咳嗽了一声，咳得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肩膀剧烈地耸动着。旁边一个副官要上前扶他，被他抬手挡开了。他咳完之后，嘴角渗出一丝血沫，用手帕擦掉，把手帕翻了个面，盖住那块暗红色的印记。然后他抬起头，又变回了那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军事指挥官。

    “我死后——”他说，语调平淡得好像只是在讨论明天的天气。沈砚之猛地抬头想要说什么，被他用一个眼神制止了。那不是病人的眼神，是司令官的眼神。

    “我死后，第一，不准发丧。我死在这里的消息如果传出去，北洋军第二天就会掉头打回来，护国军根本来不及调整部署。第二，不准全军缟素。将士们的士气不能垮，士气垮了，仗就真的输了。第三，不准把我的死讯告诉任何人，包括唐继尧。他知道了，会以此为借口撤走滇军主力，到时候四川的局面就彻底不可收拾了。”

    说完这三条，他停下来，喘了很久。喘气的间隙，他抬眼看了看窗外。白塔寺的窗子是木格窗，糊着旧报纸，报纸已经发黄了，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发出啪嗒啪嗒的轻响。窗外，那棵被雷劈过的黄葛树正把新绿的嫩芽伸进窗框里来，有一枝嫩芽刚好卡在窗格的缝隙里，进不来也退不出去，就那么倔强地卡着。

    蔡锷看着那片嫩芽，目光停留了很久。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沉默比任何遗言都重。

    沈砚之站起来，脚跟一碰，啪地一声，立正敬礼。这次敬礼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他的军姿纹丝不动，手臂抬得笔直，指尖贴住帽檐，用了全身的力气绷住，每一根手指都伸得直直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对这个人的最后一次敬礼。蔡锷靠在马鞍上，半阖着眼，微微颔首，算是还了礼。

    从白塔寺出来，沈砚之在黄葛树下站了很长时间。夕阳从树杈间漏下来，把满地落叶染成了暗红色，像是有人把一缸陈年的血泼在了地上。勤务兵牵着马站在远处等他，不敢上前打扰。他知道沈砚之从蔡锷的指挥部出来，脸色就不对。不是伤心——伤心是看得出来的。沈砚之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攥着缰绳的手指骨节泛白。

    回到叙府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周子铭在城门口迎接他，脸上的表情同样很怪，欲言又止的样子，嘴唇动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把一封电报递过来，电报是从成都发来的，通报了全国形势——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南方各省纷纷通电独立，北洋军阀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通电反对洪宪帝制；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未明确表态，但也在暗中与袁世凯切割；唯有张作霖在东北按兵不动，观望局势。更关键的是，孙中山已从日本返回上海，发表宣言号召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重建议会。与此同时，南方各省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