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取消的消息传到川南前线的那天傍晚，沈砚之正在蓝田坝的竹林里清点俘虏。

    竹林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北洋军撤退前放火烧了囤在这里的粮草和被服，大火烧了大半夜，被清晨那场雨浇灭了，只留下一地黑黢黢的竹炭和冒着青烟的灰烬。俘虏们三三两两蹲在烧焦的竹子中间，军服上糊着泥巴和炭灰，有的还在发抖，不知道是被冷的还是被吓的。他们大多是直隶、山东兵，被曹锟扔在泸州当炮灰，长官跑了，粮烧了，退路断了，只能投降。

    沈砚之把花名册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花名册是北洋军撤退时遗落在指挥所里的，纸页被火烧掉了一个角，边缘焦黄卷曲，好在名单还能辨认。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仔细，像一个会计在核对一笔被涂改过的账。他的手指在一个名字上停住了。

    “周务轩，混成旅旅长。”

    这个人的名字他没在俘虏营里找到，也没在尸体堆里找到。要么战死了，淹死在长江里，尸体被水冲走了；要么逃了，混在溃兵中溜出了城。沈砚之把花名册递给周子铭，让他带着人去俘虏营里挨个问——周务轩的下落。倒不是要抓他，是想确认他是死是活。一个在北洋军校里教过战术的教官，不该死得这么无声无息。

    竹林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匹快马踩着泥水从叙府方向奔来。马上的传令兵翻身下马，靴子陷进泥里拔了两下才拔出来，跑到沈砚之面前啪地敬了个礼，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电报是从昆明转来的，落款是唐继尧。沈砚之打开电报，目光扫过纸面上那几行铅印的字，嘴角慢慢抿成了一条线。

    “滇军、桂军、黔军，已各自为战。”周子铭凑过来看，念出了声，念完之后沉默了好一阵，“唐继尧的意思很明白——仗打完了，各回各家。”

    沈砚之把电报折好，放进怀里，和那张被血染过的地图放在一起。他知道唐继尧为什么这么说。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北洋军的主力还在，曹锟、张敬尧、吴佩孚，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唐继尧不想把自己手头的滇军全部拼光。枪是命根子，兵是本钱，本钱拼光了，他唐继尧在西南就站不住脚了。这不是忠奸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革命是一面旗，但在旗下面站着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算盘。

    他没有争辩。争辩没用。他只是一个旅长，手里只有不到两千人。他只需要做好眼前的事——守好叙府，安顿好俘虏，等蔡锷的下一步命令。

    俘虏清点到天黑才结束。沈砚之沿着江边往回走，路过城隍庙的时候，听见庙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很低，像是被人用手捂住了嘴。他推开庙门走进去。庙里供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很短，火苗只有黄豆那么大，昏昏黄黄的光勉强照亮了半个殿堂。几个护国军的伤兵躺在供桌旁边的草席上，一个腿被炸断的年轻人正咬着被角哭，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把草席洇湿了一大块。旁边蹲着个卫生兵，手里拿着一条绷带，绷带是洗过的旧纱布，上面还带着没洗净的血痕。卫生兵把绷带一圈一圈缠在断肢的创口上，每缠一圈伤兵就抽搐一下，嘴里咬着被角发出呜呜的声音，眼珠子瞪得滚圆，眼眶里全是血丝。

    沈砚之在伤兵面前蹲下来。那个年轻人看见他，哭声忽然停了，用袖子使劲抹了一把脸，把眼泪和鼻涕一起擦掉，然后挣扎着要敬礼。他的右手在敬礼的时候还在发抖，手背上全是干涸的血痂。

    沈砚之按住他的手，把他那只发抖的手塞回毯子里。那床毯子很薄，是川南老百姓自己纺的土布，染成了深灰色，上面打了三个补丁，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的，看得出是匆忙间缝上去的，线头都还没剪干净。

    “你是哪里人？”沈砚之问。

    “云南昭通。”伤兵的声音还带着哭腔，但他忍住了，把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昭通好地方。”沈砚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干粮，掰成两半，一半塞进伤兵手里，一半放在他枕头旁边。那是他自己今天的晚饭——一个已经放硬了的粗面饼子，表面裂了好几道口子，边缘硬得能崩掉牙。他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发抖的卫生兵，卫生兵的年纪比伤兵还小，嘴唇上刚长出绒毛，可能连十八岁都不到，手指上全是冻疮裂开之后结的血痂，红一道紫一道的，拿绷带的时候手也在抖。他在想，这场仗还要打多久？他们还要死多少人？

    走出城隍庙，夜已经深了。江面上起了风，把白天残留在空气中的硝烟味渐渐吹散，取而代之的是湿润的江水气息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川江号子——有船夫在趁夜行船，趁着江面还没封航，赶紧把货送到下游去。号子声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像一阵时远时近的呜咽。沈砚之在江边站了一会儿，望着对岸黑黢黢的山峦，山影沉沉，不见一星灯火。他知道蔡锷的指挥部就在山那边。他算了算路程，决定不等命令了。有些事，等命令是等不来的。

    天亮之后，他把叙府的防务交代给周子铭，自己只带了一个勤务兵，换了便装，骑马赶往泸州。这一路都是山路，驿道是前清的时候修的，石板路被雨泡得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