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与均田制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无法施行，单一的均田令当然也无法继续维持。既然无法再推行均田制，就只有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两税法之下的土地私有制。”

    黄药师说：“哦，这么说你有解决的法子？”

    韩慎说：“以前为了这项制度能够顺利推行下去，并没有向世家大族、皇亲国戚还有功臣勋贵下手，让均田令天生就存在了缺陷。

    同时，均田令在设计上也有弊端。

    一个一品官吏按规定可占60顷的永业田，12顷职分田和一定数量的公麻田，三者相加，最少也有七八十顷。

    而一名成年男子却最多只能占田一顷，他们之间相差达七八十倍。

    这说明唐朝的均田制也和北朝、隋朝的田制并无二致，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平均地权，反而保护了官僚地主对土地占有的绝对优势，而占有总人口八成以上的普通百姓却只能占有土地的十之一二。

    均田制还规定：家贫无力丧葬者可卖永业田；卖充宅及碾、邸店之类，可卖口分田；狭乡迁往宽乡者，永业田和口分田均可出卖；官吏的赐田、勋官的永业田等，亦并听卖。

    所有这些，都比前代均田令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加松弛，这就更加助长了僧俗地主和贵族官僚对土地的兼并欲望，同时，也给均田制的破坏埋下了潜在的祸根。

    早在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在视察关中临潼灵口村的均田时，就发现老百姓中丁男的受田仅有“三十亩”。其他地区百姓受田的数量更少，有人曾对已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中尚未残缺的55户受田者的受田情形作过统计，其中两户老男不课户，完全没有受田；索思礼和令狐进尧两户都有官勋，勋田不计受田都超过限额；李大娘一户，因为买田，全部；其余50户受田农民均受田不足。到武周时期，有些地方的百姓之田，每户才仅有十亩、五亩。

    这说明，从均田制颁布之初唐朝政府用来授受的均田仅仅是一些荒闲无主之田和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的墟宅桑榆而已，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

    均田制着重保护的乃是官僚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均田制施行的过程中，官僚地主和豪强富贾们利用各种手段对土地进行大肆兼并，也就可想而知了。

    任何优秀的措施和政令都需要合格的执行，均田制也是一样。

    因为世家大族的存在，均田制仅仅在关中和西北地区发挥了作用，而在朝廷控制力很弱的地区作用很小，甚至从来都没有实行过。

    亲历过战乱洗礼的统治者们，如高祖、太宗等摄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还能惕焉震惊，对均田制的实施还能认真执行，对土地兼并还能采取一些抑制措施的话，但从唐高宗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消退，骄奢淫佚、贪图享受的欲望却与日俱增。

    于是，他们便率先兼并土地。大致从武则天执掌朝政以后，历代皇帝都争先将国家掌握的公田占为己有，在全国各地遍设皇庄和官庄，并委派专人管理，被称为内庄宅使、内园使、内宫苑使、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其地租收入全归皇室和朝廷有关官员私人所有。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被籍没和收夺的私人土地以及大量官田，任意赏赐给宗室显贵和亲信爪牙，这就更加助长了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之风。例如：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就开始了大量赐田的先例。他曾在京师平定以后，就给大将军府长史裴寂赐良田千顷；武德二年(619年)，他又给瓦岗军投降将领徐世赐良田五十顷；武德四年(621年)，陕东道行台李世民又赐给淮安王李神通田数十顷，以致和张婕妤发生争执，引起高祖对世民大动肝火。后来，唐朝诸帝都竞相效尤。如武则天对武家诸王，不但封建依旧，而且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赋邑，万姓失望。

    在封建帝王和最高统治集团的导引下，贵族官僚、豪强富贾以及僧侣地主遂竟相对土地展开角逐，大挖均田制的墙角，遂使土地兼并之风愈煽愈烈。在这场对土地的角逐中，得利最多的当然是身兼要职的贵族官僚了。他们利用显赫的地位和在握的权势，或者以廉价抑买中书译语人地；或者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或者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打着借荒的名义，侵夺有主熟地，利用设置私人牧场之机，抢占山谷，不限多少；或者涂改籍书，或者诈称典贴，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地，致今百姓，无处安置。

    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在长安城西的庄园中所兴建的定昆池延袤数里，占地超过数顷，相当于几个丁男所受永业和口分田的总和；唐睿宗时，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

    总之，由于唐朝最高统治集团、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从唐高宗至睿宗时期，均田制已出现了瓦解之势，代之而起的是以僧俗地主为代表的大土地私有制。

    国家手里无田，均田制当然就执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