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凛离开红玫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龙井路的灯还没全亮起来，街面上灰蒙蒙的，几个摆摊的开始往外搬塑料凳子。

    王凛上了他那辆黑色桑塔纳，坐在后排，点了一根烟。

    车窗玻璃摇下来一半，夜风灌进来，他把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看着街对面那些慢慢亮起来的霓虹灯。

    “百分之三十。”他嘟囔了一句，把烟灰弹到车窗外。

    他想的不是李洪才会不会同意——他想的是，李洪才能撑多久。

    在南广，还没有人能在范锦山嘴底下抢肉吃。

    而李洪才不知道，一场风暴正在朝他砸过来。

    那段时间，李洪才的日子正好过。

    赌档开业半年多，流水翻了不知道多少倍。每天从傍晚开始，门口就停满了车，从面包车到桑塔纳，偶尔还能看见一辆半新不旧的奥迪。

    来的人有矿上的小老板、跑运输的司机、街面上做小生意的，也有普通老百姓——兜里揣着几百块钱，想来碰碰运气。

    赌档总共三层，一层和二层是接待一般顾客和其他散客，三层则是独属于大客户的包间。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盏长条灯，晚上亮着，知道的人自然知道。门口常年蹲着两个小弟，手里拿对讲机。

    进门之后是一条窄走廊，右手边是换筹的吧台——那会儿不叫“筹码”，叫“码子”。一张木桌，后面坐着一个人，面前摆着几沓钞票，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都有。你拿现金换筹码进去。玩完出来，筹码再换回钱。

    穿过走廊，推开一道棉帘子，里面才是正经的场子。那是一个被掏空了的、打通了的大厅。天花板不高，白炽灯管密密麻麻地吊着，照得整个场子像白天一样亮堂。

    四面的墙上贴着浅色的墙纸，有些地方已经被烟熏黄了。靠墙摆着一圈折叠椅和塑料凳，坐满了等手气的人。空气里全是烟味、劣质茶叶味和人身上的汗酸味，混在一起，闻久了也就闻不出来了。

    大厅中央是几张赌桌，桌面铺着绿色的绒布，边角已经被磨出了白边。其中最大的一张正是最热闹的地方，挤了十几层人，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

    那就是当时南广最盛行的“东方九”，跟北方的牌九差不多，但规矩有些不同。用的是一副麻将，不要字牌，只留筒子。分四门——中间是庄家，对面是千门，左边是地门，右边是顺门。

    荷官推牌，每人两张，点数加起来比大小。十点最小，九点最大，对子叫“豹子”，九点豹子最大通杀。一把牌，几千块到几万块看闲家下注，眼睛一眨就没了，眼睛一眨就翻倍。那时候的人就好这口，那种“一刀见血”的感觉很让人上头。

    今天晚上场子比往常还热闹。九点刚过，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荷官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一件灰夹克，袖子卷到手肘，手法熟练，码牌、推牌、算点数一气呵成，嘴里叼着烟，眼睛不带眨的。

    李洪才的办公室在三楼。他正跟手下几个核心骨干刘刚、张军在办公室里吃盒饭，一边吃一边看账本。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各个乡镇六合彩点的流水，粗粗一算，今天又进了小二十万。

    李洪才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浅，但在那张冷硬的脸上已经算是难得的松弛了。他把嘴里的饭咽下去，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十点四十。

    “差不多了，下面忙着，吃完了下去盯着点。”他对刘刚说。

    话刚落音，桌上的对讲机突然响了，刺刺拉拉的电流声之后，是楼下保安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慌张：“才哥！楼下来了四台桑塔纳……”

    话没说完，对讲机里传来一声闷响，像钢管砸在骨头上，紧接着是一声闷哼，然后断了。

    李洪才手里的筷子悬在半空，嘴角那点笑意瞬间没了。

    他的眼皮跳了一下。那种常年混江湖养出来的警觉让他浑身一紧，像野兽闻到了血的味道。刘刚和张军也听到了，同时放下手里的饭盒，站起来。

    “操。”李洪才把筷子搁在饭盒上，扯了张纸巾擦了擦手，把纸巾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声音不大但很稳，“走下去看看。”

    刘刚和张军从身后跟着李洪才就往楼下赶去。

    而同一时间楼下，赌档门口。

    四辆黑色桑塔纳齐刷刷停在路边，车灯没关，大灯照得门口一片惨白。车门全部弹开，十几个人从车里钻出来。钢管、甩棍、砍刀在路灯下闪着冷光。

    为首的那个人不高不矮，一米七五上下，但肩宽背厚，骨架大，站在那里像一堵矮墙。皮肤黝黑粗糙，留着一头皮贴皮的短寸，发丝硬得根根立着。

    眼型狭长，眼皮微沉，眼神直勾勾的，带着一股野性的戾气。往那一站，不用说话，周身气场就透着蛮横霸道。

    王凛。

    保安看到这个阵势，愣住了。手里的对讲机刚按下去：“才哥！楼下来了四台桑塔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