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言这个人，南广县城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

    有人说，他是全省最年轻的县公安局局长之一；有人说，他手底下破过的大案能写满一整面墙；

    还有人说，这个人背后有关系——他父亲王鹤鸣，在市政法委干了二十多年，从普通科员一步步干到副书记，在全省政法系统里都是排得上号的人物。

    王鹤鸣在任期间，经手过不少大案要案，跟省市两级公安系统的关系盘根错节，门生故旧遍布全省。

    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那张人脉网还在，那些受过他提携的人还在。

    王言能有今天的成就，自然离不开这层关系。

    但光有关系，是不够的。

    在ZX县城，有关系的干部多了去了。

    有的被安排到清闲衙门养老，有的被塞进重要部门但干不出成绩，有的提拔到一半就再也上不去了。

    关系能把你送到门口，但能不能进门、进门之后能走多远，全看你自己。

    王言是那种进门之后比谁都走得快的人。

    十八岁从警校毕业，分到市局刑侦支队当技术员。

    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跟在老刑警后面出现场，拎勘察箱，拍照，画图，做笔录。

    警校教的东西在实战面前显得单薄，他就自己学——白天出现场，晚上看卷宗，周末泡在资料室里翻旧档案。

    同一届进支队的同事后来回忆说，王言那一年看的卷宗，比人家三年看的都多。

    他父亲王鹤鸣那时候已经是市政法委的处级干部，完全有能力把儿子调到更清闲、更安全的岗位上去，但王言没开过这个口，王鹤鸣也没提过。

    父子俩在这件事上心照不宣——路要自己走，才站得稳。

    干了两年技术，他觉得没意思，主动要求调到一线。

    当年的人事科长后来回忆说，从来没见过一个技术员主动申请去干外勤的——技术员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外勤什么苦都得吃。

    但王言就是去了，而且是他自己跑到支队长办公室去说的。支队长问他为什么要调，他说：“我想抓人。”四个字，没有多余的废话。支队长看了他一眼，批了。

    调去一线那年他二十岁。头三个月跟着老民警巡逻，第四个月独立处理了第一起治安案件——两个卖西瓜的因为摊位边界问题打起来了，一个拿刀，一个拿秤砣，王言赤手空拳上去把两个人分开了，自己胳膊上挨了一刀，缝了七针。

    所长在全局大会上点名表扬他，他坐在台下，表情跟没听到一样。散会后有人问他，你不高兴吗？他说，一个治安案件，有什么好高兴的。

    二十三岁，他已经是市局刑侦支队最年轻的探长。

    那一年他主办了一起跨省系列抢劫案，跑了六个省，蹲点了四十七天，在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把嫌疑人堵住了。那四十七天里，他没回过一次家，连换洗的衣服都是让同事从局里带过来的。

    他父亲王鹤鸣那段时间正好在省里开会，父子俩在同一座城市待了三天，愣是没见上一面。

    不是王鹤鸣不见他，是他走不开——线索一条接一条，嫌疑人随时可能转移，他不敢走。

    案子破了以后，市局给他记了个人二等功，他去医院缝完针，第二天就正常上班了，右手的绷带缠得像粽子一样，还拿笔写报告。

    二十六岁，他调任某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那年全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他带队打掉了一个盘踞多年的涉黑组织，光是涉黑成员卷宗就摞了半人高。

    审讯的时候他跟主犯谈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肢体接触，最后主犯主动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事后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我跟他说了三天三夜的话，他信我了。”

    就这么简单。但只有跟他一起去的同事知道，那三天三夜，王言几乎没合过眼，烟抽了整整三条，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写笔录的时候手都在抖。

    三十岁，他被提拔为县公安局副局长。这个提拔，有他父亲王鹤鸣的因素——谁都承认，但谁都说不出什么，因为王言的履历摆在那里，硬邦邦的，谁也挑不出毛病。

    三十二岁转正，三十三岁被明确为副处级。这在全市公安系统中都是破格——一般来说，县公安局局长正科级是标配，能挂上副处级的，要么是重点县的高配，要么是本人确实有拿得出手的硬功夫。王言两者都占了。

    有人说他沾了老爷子的光。他从来不反驳，也不解释。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他能坐在这个位置上，靠的是那些年熬过的夜、流过的血、拼过的命——当然，还有老爷子站在他身后，让那些本该扔过来的石头，一颗都没敢落下来。

    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爱说话，但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下去就不动。

    他开会的时候从来不用稿子，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