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老大夫见了我也没多问，看了一眼刘浩的脸，皱了皱眉，转身去拿药箱。

    酒精擦在刘浩脸上的时候，刘浩疼得“嘶嘶”地吸凉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嘴一张一合的。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两只手抓着椅子扶手，指节泛白，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和着还没擦干净的血水，顺着太阳穴往下淌。

    但他愣是咬着牙，一声没叫出来。

    不是不疼，是忍着。这好像是穷人家孩子从小就学会的本事。你摔倒了，没人扶，你得自己爬起来；你受伤了，没人管，你得自己扛着。哭没有用，喊也没有用，省点力气，比什么都强。

    刘浩左边侧脸上那道口子，被踢开的，皮肉翻开，露出底下嫩红色的肉。老大夫拿镊子夹着针，一针一针地缝，线穿过皮肉的时候，发出一种很细的、像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刘浩咬着嘴唇，嘴唇被咬得发白，白得像纸。他的眼睛闭着，眼皮在微微地抖，睫毛上有水光，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刘思瑶站在旁边，一直看着，嘴巴抿得紧紧的，一句话都没说。但她的眼眶红红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了好几圈，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哗哗的掉下来。

    刘浩看着刘思瑶的眼泪忍不住心疼的说道“没事小妹不疼的。”

    听到这话的刘思瑶眼泪掉的更凶了，我看着这一幕也没有办法，只能悠悠的叹气。

    缝完之后，老大夫拿纱布给他包好，嘱咐了几句不要沾水、过几天来拆线之类的话。我付了钱，老大夫看了一眼钞票，又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把钱揣进了白大褂的兜里。

    三个人走出诊所，夜风迎面扑来，冻得思瑶缩了一下脖子。

    “你们家是哪里的？”我说，“我送你们回去吧。”

    刘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我都说了，送人送到底。”我打断他，语气不容商量，“也不是多麻烦的事情，我开车方便，没多大事。你直接说吧。”

    刘浩抿了抿嘴，嘴唇上的伤口被扯了一下，他“嘶”了一声，然后用手指擦了一下嘴角。

    “纸厂那边。”他说了一个地名。

    我没多说，上了车，发动引擎，朝那个方向开去。

    纸厂在南广县城的西城边缘，穿过一片老旧的居民区，路越走越窄，路灯越走越暗。路上的坑洼越来越多，面包车的减震不行，颠得厉害，后座传来思瑶书包里什么东西哐啷哐啷的声响。

    我按照刘浩指的路，七拐八拐地开进了一片城中村。

    那是2005年左右县城边上常见的那种地方——没有名字，没有路牌，就是一片被城市遗忘在角落里的破败民居。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两边是低矮的砖瓦房，墙面没有粉刷，红砖裸露在外面，风吹雨淋了几十年，砖缝里的水泥都酥了，用手一抠就能抠下一块。有的房子屋顶上铺的是石棉瓦，石棉瓦上压着几块砖头，防止被风刮跑。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错，黑压压的一团，上面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和被褥，在夜风里晃晃悠悠的，像一排没有身体的鬼魂。

    巷子口有一个垃圾堆，垃圾堆旁边蹲着一只黑猫，猫眼在车灯照射下发出绿莹莹的光，像两颗漂浮在空中的鬼火。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煤球灰、泔水、潮湿的泥土、还有一股淡淡的尿骚味，混在一起，拧成一股黏糊糊的、让人鼻腔发紧的气味。

    我顺着刘浩的指路，把车开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几乎贴到了后视镜上，我不得不把速度降到最低，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哥，停一下。”刘浩说。

    我踩了刹车。

    “里面开不进去了。”刘浩指了指前面。

    我探出头看了一眼——前面是一排低矮的小瓦房，两排房子之间只隔着一米左右的空隙，窄得像一条被谁踩扁了的蛇。别说面包车，连三轮车都够呛能进去。

    小瓦房的墙根下堆着一些杂物——破脸盆、烂木板、生了锈的铁锅，还有一辆没有轮子的儿童自行车，歪歪斜斜地靠在墙上，在路灯下投下一道孤零零的影子。

    我看着这个环境，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里离南广一中，走路的话可能要四十多分钟。我估摸了一下距离，就算骑自行车，也得二十多分钟。

    “住那么远，你妹妹怎么上学啊？”我看着两人说道。

    刘浩摸了摸头，那个动作带着一点不好意思，但更多的是习惯性的、不以为然的随意。他用手指在头皮上挠了两下，才开口说话。

    他顿了一下，从副驾驶的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像是在确认方向，然后继续说：“我每天起来送我妹妹去上学，之后再回来。等她放学的时候，再去接她。”

    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每天都在做的、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出门、走哪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