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到学校、几点返回——这些细节他一个字都没说，但我知道，这种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是每天。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送妹妹上学，然后去修车店当学徒，满手油污地拧螺丝、换轮胎、趴在地上修底盘，一身臭汗地干到傍晚，再去学校门口等妹妹放学，两个人一起走四十分钟的路回家。

    我看着刘浩，一时间有些心疼。

    不是怜悯，更像是看以前的自己即是心疼他也是心疼曾经的自己，我也是从这种日子里爬出来的，我太知道那种日子是什么滋味了，只不过我运气好点走上了这条路，运气不好点卷入了一场我可能承受不起的旋涡。

    他也不过才十七岁。

    十七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还在学校里，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操场上追着球跑，在课间跟同学打打闹闹。而刘浩的十七岁，是满手油污、每天四十分钟的路、被人围在地上打、脸上缝了好几针、连去诊所包扎都要犹豫半天。

    我看着那条窄窄的巷子，巷子的尽头是一片漆黑，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也许是一间更小的瓦房，也许是一张铁架床，也许是一个连像样的桌子都没有的家。

    “那你们进去吧，”我说，“我先回去了。”

    两人点了点头。

    刘浩推开车门，先下了车，然后转过身，伸出一只还缠着纱布的手，把思瑶从后座接下来。思瑶的脚踩在泥地上，她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子，鞋面上沾了泥，她用脚在地上蹭了两下，没蹭掉，就没再管了。

    两个人并肩站在车窗外。夜风把思瑶的头发吹起来，几缕碎发飘在脸旁边，她伸手拢了一下，别到耳后。

    刘浩站在昏黄的路灯下，脸上包着纱布，嘴角肿着，眼眶青着，校服上全是脚印和泥印。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歪了，但没倒。

    他扭过头，看着我。

    “谢谢你，锋哥。”

    他叫的是“锋哥”，不是“哥”。多了这一个字，意味就不一样了。“哥”是客气，是感激；“锋哥”是认人，是把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

    我摆了摆手，没再说话。

    车窗摇上去，我挂挡，掉头，面包车在狭窄的巷子里费了好大的劲才转过来。

    后视镜里，刘浩和思瑶还站在那里，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挨在一起，像两株从墙缝里长出来的野草，瘦弱的、不起眼的，但根扎得很深。

    刘思瑶好像抬头跟刘浩说了句什么，刘浩低下头听了，然后点了点头。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巷子的深处，消失在黑暗中。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半，冷风灌进来，吹得我脑子清醒了一些。

    车子从城中村出来，拐上大路，往西城的方向开。路上的车少了，路灯也稀了，偶尔有一辆大货车从对面驶来，车灯晃得人眼睛发花，轰隆隆地擦肩而过，带起一阵风，把面包车晃了一下。

    我点了一根烟，叼在嘴角，烟雾在车厢里散不开，糊在挡风玻璃上，像一层薄薄的雾。

    脑子里还在想刘浩站在巷口的样子。

    十七岁。

    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干什么呢？好像也差不多。从小镇上到县城，兜里没钱，身上没本事，只有一身的力气和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被人欺负过，也欺负过别人；被人踩过，也爬起来过。

    好像县城就是这样，不好像是社会就是这样，你不往上爬，就得往下掉，你掉下去就有人踩着你。

    我把烟屁股弹出窗外，烟头在地上弹了一下，溅出一小片火星子，很快就灭了。

    车子拐进西城的主街，远远看见了按摩店的招牌——一块红色的灯箱，上面写着“舒心足浴”四个字，灯箱的光把门口的一小片路面染成了粉红色。

    门口停着两辆面包车，是大龙和林奇的。店里的灯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出里面的动静。

    我把车停在门口，熄了火。

    推门下车。

    冷风灌进领口，冻得我缩了一下脖子。

    我朝店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路灯昏黄，路面空旷，什么都没有。

    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然后推开了按摩店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