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起初没在意，以为是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汇报工作，用手指了一下沙发，示意他们先坐。

    为首的那个人没有坐。他站在那里，等马国良把电话讲完。

    马国良察觉到了不对劲，匆匆说了几句“先这样，我这边有事”就挂了电话。他转过身，正面对着那两个人，脸上的表情从放松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恐惧，是一种隐隐的、不祥的预感。

    “马国良同志，我们是市纪委的。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需要跟我们走一趟。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马国良愣在原地。他的手机还攥在手里，屏幕还亮着，显示通话时长。他看着那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他的脖子——从衬衫领口露出来的那一截脖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从锁骨一直红到耳根，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往外涌，压都压不住。

    他把手机放在窗台上，动作很慢，像在思考应该用多大的力气放下去才显得体面。然后他扯了扯领带——那条深蓝色的领带系得很紧，勒得他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发出了一声含混的、像是叹息又像是咳嗽的声音。

    他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没有穿，只是搭在手臂上，跟着那两个人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有人在看，但没有人敢出声。几个工作人员远远地站着，低着头，假装在看手里的文件，目光却从文件的上方偷偷地溜出来，像一条条无声的蛇，缠绕在那几个人身上。

    刘志远和马国良一前一后地走下楼，中间隔着几个纪委的人。他们没有任何交流，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皮鞋踩在水磨石台阶上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楼道里，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倒计时。

    一楼大厅里，那个保安站在值班室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不安。

    他看着那两个平时在电视上、在会议上、在各种公开场合里意气风发的面孔此刻沉默地、低垂着头，被人带着往外走，心里头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黑色轿车的门关上了，发动机重新启动，缓缓驶出县委大院，汇入主街的车流里，很快就不见了。

    院子里恢复了平静。阳光照在空荡荡的水泥地面上，照在那面飘扬的国旗上，照在大楼上那些“为人民服务”的金色大字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只是在走廊最深处，那两间办公室的门关上了。门上的铭牌还在，但已经没有人去看了。

    而在同一栋楼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周书记和王言面对面坐着。

    周书记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另一头，比刘志远和马国良的办公室都要大，但布置得很简单。一张老式办公桌，桌面上堆着几摞文件和一本摊开的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只掉了漆的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了。靠窗的位置摆着两把木椅子，周书记和王言各坐一把，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两杯茶，茶已经泡了很久，颜色很深，几乎变成了黑色。

    周书记今年五十八了，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深的，一道一道的。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拉链拉到头，领口规规矩矩的，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棵被风吹了很多年的老树，皮糙肉厚，但还站在那里。

    他端起搪瓷茶杯，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但还是咽了下去。

    “小言啊，这次你做得很好。”他把茶杯放回桌上，声音不大，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县城的这次打黑，打得很干净利落啊。”

    王言坐在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笔直。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结实的肌肉线条。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很专注，像在认真听领导讲话，又像是在等领导说出真正想说的那句话。

    周书记看着他，目光里有审视，有考量，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人对后来者特有的那种复杂的目光，既想托付，又不放心。

    “我已经要退了，只想安安稳稳地走过最后的这点时间。以后县城就要靠你了。”周书记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是一块石头慢慢地沉进水里，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但水底下的动静，只有他自己知道。

    王言微微欠了欠身子，姿态谦逊却不卑微，声音不大但很稳：“还需要周叔您多多领导。”

    周书记摆了摆手，那个动作很慢，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迟钝。他的目光穿过窗户，落在楼下那两辆缓缓驶出院子的黑色轿车上。

    阳光照在车顶上，反射出一小片刺眼的白光，车子拐了个弯，消失在院墙外面。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人啊，总是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像是一个看了太多世事的老人，终于懒得再评价什么了，“如果他们收敛一点，我想也不会到这个地步吧。哎。”

    那一声“哎”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