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奔被判了一年半。一个月后，我托王言给他办了一张传染病证明，保外就医，人出来了。我去接他的时候，看守所的大门铁灰色的，又高又厚，门口的武警端着枪，枪管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杨奔从里面走出来，瘦了一圈，脸色白得像纸，但眼睛还是亮的。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叫了声“锋哥”，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玻璃上磨。

    一开始，我是想让三大团伙自己火拼，我在中间周旋。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我再出来收场。

    直到王言发现了李梦和我的事情，找我谈了那次话。

    他坐在我对面，喝着苦荞茶，不紧不慢地把我布的局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准确得像一份已经写好了的起诉书。他说完之后，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不冷也不热，就是那种——我已经知道了，你看着办吧。

    从那以后，我就选择把收尾的工作交给了他，并且也为自己在县城立足找了一个足够的靠山。

    凯撒四楼，茶室。

    茶室不大，但布置得很用心。一进门是一面红砖墙，砖缝勾得细细的，上面挂着一幅水墨山水，画的是滇南的山，雾气缭绕，看不真切。墙边摆着一张老榆木茶台，台面磨得光滑发亮，上面放着紫砂壶、茶海、几个小茶杯，都是新买的，但特意做旧了，看起来像是用了好几年。

    茶台四周摆着几把木椅，椅背上刻着简单的纹路，坐垫是深灰色的棉麻布料，软硬适中。靠窗的位置挂着一盏竹编吊灯，灯光透过竹条的缝隙洒下来，在墙上投下一片细碎的光影，像一幅会动的画。

    窗户开着一条缝，初冬的风从外面灌进来，凉飕飕的，把茶台上那壶刚泡好的普洱的热气吹得歪歪扭扭的。

    窗外霓虹灯已经亮了，红的绿的粉的紫的，把半条街染成了暧昧的颜色。远处是东郊那片城中村，黑黢黢的，像一块没有褪干净的疤。

    我，大龙，林奇，张恒，李昊，小山，杨奔，刘浩还有黄大哥，围着茶台坐了一圈。

    大龙坐在我右手边，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灰色的秋衣。他的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缺了颗门牙的地方黑洞洞的，说话漏风，但他不在乎，咧着嘴笑的时候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他的手指粗短，指节突出，手背上有好几道浅浅的疤，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他靠在椅背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上穿着一双旧皮鞋，鞋头磨得发白。

    林奇坐在我左手边，比大龙安静得多。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遮住了半截脖子。他的脸瘦长，颧骨高，眉头永远微微皱着，像是在想什么事情，又像是什么都没想。他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端着一杯茶，慢慢地转着杯沿，茶汤在杯子里晃了晃，又稳住了。

    刘浩张恒坐在林奇旁边，腰板挺得笔直，像一个当过兵的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帽子翻在后面，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结实的肌肉线条。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很专注，像一只蹲在枝头的鹰，不飞也不叫，但你随时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他的右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微微曲着，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机油——前几天帮刘浩修那辆125的时候弄的。

    李昊和小山坐在对面，两个人挨得很近，像两棵长在一起的树。李昊穿着一件花哨的棉袄，领口绣着几个英文字母，他说是名牌，谁也没听过。他的头发打了发胶，一根一根地竖起来，像个刺猬。他侧着身子坐着，一只手搭在椅背上，另一只手在茶台上无意识地画圈圈，脸上挂着那种年轻人特有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但就是很高兴的笑。小山比他安静，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戴着，只露出半张脸，眼睛低垂着，像是在打瞌睡，又像是在听。

    杨奔坐在靠窗的位置。

    他穿着一件新买的夹克，深蓝色的，标签还没撕，露在领口外面一小截。他的头发刚长出来一点，青茬茬的，像刚割过的麦地。人还是瘦，颧骨顶出来，下巴尖尖的，但比刚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好了些，脸上有了一点血色。他的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叠在一起，手指时不时地绞一下，像是在紧张，又像是在慢慢适应这个新环境。

    黄大哥坐在角落里，靠墙的位置。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领口磨得发白，袖口有几处脱线。他的头发还是老样子，长长的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个轮廓分明的下巴和一双在阴影中看不真切的眼睛。

    他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不喝，就那么端着，杯口的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他的脸前面散成一片淡白色的雾。他不看任何人，也不看窗外，目光落在面前的茶台上，又像是穿过了茶台、穿过了地板、穿过了这栋楼，落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茶台上的紫砂壶冒着热气，普洱的香气在空气里散开，醇厚的，带着一点点陈味，像这个县城的老街，走在里面闻不见，站远了反而觉得浓。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