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章署理江南七府钱粮度支的旨意传到江宁时，正逢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盐似的洒在府衙的琉璃瓦上，积了薄薄一层，天亮时就化了，只在檐角留下几道湿痕。

    韩章没有急着去接管那些帐册和库房钥匙，而是先在签押房里坐了一个下午，把吴怀仁留下的烂摊子从头到尾理了一遍。

    吴怀仁在江南三个月，经手的赈灾银两不下五十万两，调拨的粮食超过二十万石，经办的工程款项也有十几万两。

    帐面上做得漂漂亮亮，每一笔都有出处，每一笔都有凭证，连经手人的签字画押都齐全得很。

    可韩章让人把库房里的存粮一石一石地重新称过，把帐册上的数字一笔一笔地重新算过，得出的结果让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库房里的存粮比帐面上少了将近四成，银库里的现银比帐面上少了将近六成，而那些号称已经修好的堤坝，他亲自去看过，有的地方连根基都没打牢，一脚踩下去，碎石和泥土簌簌地往下掉，象一块酥到骨子里的点心。

    他把这些数字写进密折里，派亲信送进京城。密折送出去之后，他开始动手。

    韩章把各府主管钱粮的吏员召集到江宁，开了一个会。

    把各府送来的帐册一本一本地摊在桌上，翻开，指着上面的数字，一个一个地问。

    那些吏员被他问得满头大汗，有的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有的前言不搭后语，有的干脆把责任推给已经死了的吴怀仁，说这都是吴大人让做的，他们只是奉命行事。

    韩章听完，点了点头，说，好，既然是奉命行事，那你们把奉的是谁的命、行的是什么事，写下来，签字画押。那些吏员的脸色白了。

    不到半个月，七府主管钱粮的吏员换了五个，剩下的两个不是不想换，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替。

    韩章从京城带来的随员不够用，只好从各府的低级吏员中挑了几个看起来还算老实的，暂时顶上去。

    这几个新人到了任上，发现库房里的帐册堆得比人还高，积压的票据多得能装几麻袋，前任留下的烂摊子象一团被猫抓过的线团，根本找不到线头在哪儿。

    第二件事，是清帐。韩章把七府近五年的钱粮帐册全部调来，堆在府衙后院的几间空屋子里，请了十几个老帐房先生，日夜不停地核对。

    那些帐房先生大多是各府退下来的老吏，对江南的钱粮底细比谁都清楚。他们戴着老花镜，一手翻帐册，一手打算盘，噼里啪啦的声响从早响到晚，像夏夜的蛙鸣，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反派：退婚女主后，我成了大帝

    核对的结果一份一份地送到韩章案头。每一份都触目惊心。苏州府近五年经手的赈灾银两，有四成去向不明；

    湖州府的水利工程款项，有三成根本没有用于修堤；松江府的漕运帐目，每年都有大笔银子以“损耗”的名义核销，可实际的损耗连帐面上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那些去向不明的银子、被挪用的粮食、虚报的工程款，象一条条暗河，在地下静静地流着，导入一个巨大的、看不见底的深潭。

    韩章把这些数字汇总成一份长长的清单，连同各府吏员的供状，一起送进了京城。

    清单送到的那天夜里，乾清宫的灯亮到很晚。

    第二天一早，三司会审的官员就出发了，带着萧决的手谕，分赴江南各府，提审涉案人员，查封涉案资产。

    与此同时，韩章以“维稳灾区”为名，向江南各府的世家私兵和坞堡下了最后通谍。

    通谍写得很客气，说江南灾情严重，朝廷需集中人力物力赈灾，各地私兵、坞堡应配合朝廷，裁减大半，以节省粮饷，充实灾区。

    措辞是商量的语气，可通谍末尾那句“逾期不裁者，以抗旨论”，把所有的商量馀地都堵死了。

    世家在江南的私兵，是几代人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家底。

    名义上是护院、庄丁、团练，可实际上就是私兵。

    崔家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占地百馀亩的庄子，围墙砌得比县城城墙还高，里面住着三百多名庄丁，刀枪弓箭一应俱全，连弩车都有好几架。

    卢家在湖州的田庄更大，庄丁人数超过五百，平日里不事生产，专门替卢家收租、催债、弹压佃户。

    郑家在松江的坞堡更是夸张，依山而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堡内储备的粮食够五百人吃三年。

    这些庄子、坞堡、田庄，韩章一个一个地跑了一遍。

    他每到一处，就把当地的主事人叫出来，当面宣读通谍，当面核定裁减人数。

    那些主事人有的脸色铁青，有的冷笑不语，有的当面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派人去京城告状。

    告状的折子像雪片一样飞进京城，有的弹劾韩章“越权行事，欺压地方”，有的弹劾韩章“借赈灾之名，行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