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书房里，差役们搜出了大量他与沉愈、崔胤等人的往来书信。

    第一批被拿下的还有几位御史台的言官。这批人平日里以敢言直谏着称，弹劾过不少人，写过不少慷慨激昂的奏折，在清流中声望极高，受人敬重。

    可一查之下，他们中有的人弹劾的奏折是收了银子替人写的，有的人在弹劾某人的同时暗中替另一人开脱，有的人在朝堂上义正词严地评击世家，转过头就和世家的管事在酒楼里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最讽刺的是其中一位姓林的御史。他在世家谋逆案发之前不到一个月，刚刚递了一道弹劾周衡的折子，措辞之激烈、用词之刻薄，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折子里说周衡“结党营私、蒙蔽圣听”，说他在江陵办学堂是为了“培植私人势力”，说他推行新政是为了“与陛下分庭抗礼”。

    折子递上去之后，被萧决留中不发，既没有批示，也没有驳斥，就那么压着，象一块石头沉进了深水里，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来。

    直到禁军冲进他位于城南的宅邸，从他的书房暗格里搜出了崔家的银票和沉愈的亲笔信，朝堂上那些曾经为他的“风骨”喝过彩的同僚们才恍然明白——那篇洋洋洒洒数千言、字字句句都象刀子一样锋利的弹劾，写一个字值一两银子。

    他替崔家咬人，崔家替他养老。这笔买卖，他算得比谁都精。

    正月十五之前，京城里被拿下的四品以上官员已经有十几位。

    从犯的审判比主犯慢得多，也复杂得多。

    主犯只有四个人，崔胤、卢渊、郑昀、沉端，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一刀下去，清清爽爽。

    从犯不一样，从犯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每个人的罪行轻重不同、态度不同、背景不同、牵连不同，定罪的时候不能一刀切，得一个一个地审，一个一个地判。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三法司联席会审从正月十五一直持续到二月初，白天审，晚上审，主审官们嗓子都哑了，书记官的手腕都肿了，审得那些被押上堂的犯人们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变成后来的麻木不仁。

    三法司的会审结果逐级上报，萧决逐一批复。

    他对从犯的处理比主犯灵活得多，没有一刀切地全部处死或全部流放，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罪行轻重、认罪态度、检举揭发的情况，分别裁定。

    罪行轻、认罪态度好、检举揭发有功的，贬官外放，从京官变成地方官，从肥缺变成穷缺，从大地方变成小地方，从有权有势变成无权无势。

    这些人虽然保住了命，可他们的官场生涯基本上到此为止了，这辈子最好的结局，就是在某个偏远小县的县丞位置上待到老、待到死，连个象样的墓碑都混不上。

    罪行重、认罪态度差、拒不交代、甚至试图串供翻供的，流放远荒，远到岭南、贵州、云南那些连地名都没有的瘴疠之地。那些地方山高路远，蛇虫遍地，瘴气弥漫，去了的人十个有九个回不来，剩下的那一个不是因为身体好，是因为死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想念故乡就咽了气。

    罪行极重、证据确凿、且态度极其恶劣、拒不认罪、甚至当堂咆哮、辱骂主审官的，斩立决。

    这种人不多，可每出一个，都足以让朝堂上安静好几天。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从京城到各省，从高层到基层，从文官到武将，被清查、被罢免、被贬谪、被流放、被斩首的官员，累计有数百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