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

    “记得。”

    “你当时说了‘跟’。”

    “我记得。”

    克莱尔转过头，蓝眼睛在树荫下颜色变深了，“你现在还跟吗？”

    露娜伸手摸了摸红杉树的树皮，粗糙的纹理硌着掌心，上面附着苔藓，湿湿凉凉的：“我不知道，也许跟不了那么远了。”

    克莱尔脸上没有失望，只是点了一下头，把红发拢到耳后，“那我先走一步。”

    露娜靠在树干上，双手插进口袋。“你的委内瑞拉行程定了？”

    “定了。下个月出发，安赫尔瀑布，世界上最高的瀑布，九百七十九米。从山顶到水潭的垂直落差，自由落体差不多十五秒。我跟三个朋友一起去，都是玩极限运动的。有一个从澳大利亚来的，去年在新西兰蹦极跳过三百米的峡谷。”

    “你有几成把握？”

    克莱尔歪了歪头，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你问我把握，我说百分之百，那是骗你。但你要问我能不能登顶，我的回答是能。”

    她蹲下来捡起一片落叶，捻在指间转了转，“我已经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体能训练、技术训练、装备检查、路线推演。我甚至还学了点土着语，为了跟当地向导沟通。”

    “你不怕吗？”

    “怕。”克莱尔把叶子放在掌心合上，再张开时，叶子已经碎了，“怕也要去——走吧，我饿了，这附近有家汉堡店，你吃过的，上次你说他们的薯条太咸。”

    车子开出红杉公园，沿着海岸公路往北。

    汉堡店在一号公路边，木质结构的矮房子，门前招牌上画着一个咧嘴笑的卡通汉堡。她们点了两份一样的套餐：双层牛肉堡、炸红薯条、奶昔。克莱尔选了巧克力味，露娜选了香草味。

    克莱尔咬了一口汉堡，芝士从边缘挤出来挂在嘴角。她用纸巾擦了擦，腮帮子鼓鼓地说了一句含混的话。

    “你说什么？”

    “我说你回韩国以后还射箭吗？”

    “应该会的。”

    “韩国射箭很强。你这个水平回去，不一定能进国家队。”

    “我知道。”

    克莱尔放下汉堡，盯着露娜，“你不觉得可惜吗？你本来可以读斯坦福，跟我们一起去训练，参加奥运会选拔——”

    “可惜。”露娜打断了她，“但我更怕自己一辈子待在这里，每天晚上拧开药瓶吃一颗舍曲林。”

    克莱尔沉默了，拿起奶昔吸了一口，杯底的空气被抽上来，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你的药还在吃吗？”

    “不会停，医生说有些人需要吃一辈子，我就是”，露娜用叉子戳起一根红薯条蘸了蘸番茄酱，“但吃药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明明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却不敢迈腿。”

    克莱尔把奶昔杯放在桌上，杯底的水渍在木纹上洇开一小圈，“你恨你父母吗？”

    露娜的叉子停在半空，“不恨。他们不容易。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和善律，他们在异国他乡从头开始。母亲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父亲找工作找了三个月，他们的压力比我大得多。但他们太怕了。怕失去绿卡，怕回去后一无所有，怕在韩国被人抓捕。他们的恐惧，比我的焦虑症更重。”

    克莱尔把双手放下来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你回韩国以后会去看心理医生吗？”

    “会的。”

    “按时吃药。”

    “会的。”

    “每天给我发一条消息，不打电话也行，就一条，让我知道你平安。”

    “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