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柳沟滩变了。

    两个月前白花的盐硷滩，现在一眼望过去，绿色从三号田一直铺到六号。

    尤其五号田，富强一号配磷肥沟施的那块。

    麦苗象是被人精心梳过似的，齐刷刷往上窜，叶片青亮得晃眼。

    一号空白对照田就惨了。

    稀拉拉几撮黄苗，风一吹就东倒西歪。

    跟旁边几块田一比，象个被欺负惯了的瘦孩子站在壮小伙中间。

    郑伯同蹲在五号田边，指头拨开一丛麦苗，数分蘖。

    一株，五个。

    再拨一株，六个。

    他手在抖，嘴角往上翘，花白的胡子跟着颤。

    旁边学生探头看：“老师，多少？”

    “你自己数。”

    郑伯同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

    他拍了拍裤腿上的土，朝田埂另一头走，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

    那片青绿实在养眼。

    他搞了四十年庄稼，在重度盐硷地上见到这种分蘖数，头一回。

    试验田周围已经不象两个月前那么冷清了。

    田埂上搭了简易棚子，几张折叠桌拼在一起，上面堆满记录本和土壤检测单。

    从各地赶来的农学人越来越多。

    有背着仪器箱的，有揣着地方麦种要做对比的，还有卷了铺盖住进附近农舍的。

    老程带着两个新来的研究员从采样点回来，擦着汗：

    “老郑，中原农大的赵教授也来了，带了三个品种的种子，问能不能在六号田边上加一组。”

    郑伯同摆手：“地方不够。让他先把种子登记，等秋收完腾出来再说。”

    老程笑：“这帮人跟闻着腥的猫似的，拦都拦不住。”

    “拦什么？”郑伯同把记录本往腋下一夹，

    “来得越多越好！”

    “咱们一个人盯十六个点，累死也看不全。他们愿意来，咱省事。”

    话音刚落，棚子底下，电报机嗒响了几下。

    通信员撕下纸条，小跑过来递给郑伯同。

    丁英的电报。

    这家伙被叫回农科院编写指导书。

    人坐在办公室里，心里跟长了草似的，天天早中晚三封电报追着问。

    过分到连苗色都要追问。

    郑伯同早就被催烦了。

    气呼呼道：

    “电报不要钱？”

    “田里的苗又不会跑，他急个屁。”

    “告诉那老东西，让他自己拉根电话线问麦子去！天天问，真是烦人。”

    郑伯同把电报揣进口袋，转身对学生说：

    “把今天五号田的十六个点全量完，晚上给丁院长发一份。”

    “啊！”学生诧异着应了一声，抱着记录板去忙了。

    ……

    与此同时，全国的动静更大。

    秦山那通急令发下去后，各省各地动了起来。

    乡镇一级的农业助民站像破土的芽，一个接一个冒。

    有些地方条件差，站牌是块木板用毛笔写的，挂在土墙上。

    可站里面站着的人，都是从农业院校或县农技所里抽出来的。

    培训班从省城一直开到县里。

    黑板上画着麦苗缺肥的征状图。

    讲台上站着的技术员，嗓子都喊哑了。

    下面坐着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有人拿铅笔记，有人直接拿树枝在地上划。

    宣传口的人也没闲着。

    印刷厂加班加点，一摞摞小册子被装上卡车。

    《化肥怎么用》封面画着一棵壮实的麦穗。

    《农药不能乱喝乱倒》封面画着一只打了大红叉的瓶子。

    《盐硷地改良简明图册》更直接，第一页就是两张对比照——一张白花的荒滩，一张绿油油的麦田。

    主打一个一眼看明白意思。

    苏云这两个月几乎没怎么合眼。

    柳沟滩他隔三差五要来看一趟。

    化肥厂那边产线不能停。

    钾肥的工艺还在调试。

    复合肥的配比方案做了七版才定下来。

    小型施肥器的图纸改了又改。

    新建的农机厂在111厂旁边圈了块地。

    厂房刚立起来，第一批手扶拖拉机就被催着开出了棚。

    车头冒着黑烟，铁轮压过泥地，后面挂着简易犁。

    虽比不上前世那些精密玩意儿。

    但发动机一响，一个人扶着往前走，犁出来的沟比三个壮汉加一头牛还快。

    张耀东第一次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