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官抵达训练基地的第三天，新兵们就开始私下里管他们叫“那帮不睡觉的人”。

    这个外号起得不夸张。苏联教官的作息表贴在食堂门口，早上五点半出操，晚上九点收队，中间刨去吃饭，其余时间全部排满。

    不是排满课程，是排满训练。课程是在教室里上的，训练是在操场和野外泡的。两者的比例大概是一比四。苏联人认为，坐在板凳上听三天不如在地上爬一天。

    第一天练体能。新兵们排成四列横队，绕着操场跑圈。操场是临时平整出来的，地皮上还残留着玉米茬子，跑起来深一脚浅一脚。教官站在操场中间，手里拿个铁皮喇叭，喊的不是“加油”，是“快”。跑了十圈之后开始有人掉队。掉队的被助教拖到跑道旁边，蹲着喘气，喘匀了接着跑。没人骂他们，也没人劝他们。苏联人的逻辑很简单：这是你自己的腿，跑不动是你的事，但今天跑不完，明天的量会加在上面。

    第二天练装填。炮兵新兵扛着训练弹跑膛位。训练弹是木头削的，外面包了层铁皮，重量跟真炮弹一样。扛着这玩意儿跑五十米，蹲下，模拟装填，站起来，再跑五十米，再来一次。

    反复十趟算一组，一上午做四组。做到第三组的时候已经有人站不起来了，蹲下去就起不来，膝盖磕在冻硬的地面上咚的一声。苏联教官走过去，不是扶他，是蹲在旁边看着他，等他起来。

    那新兵咬着牙撑了两下没撑起来，脸上的汗滴在土里砸出几个小坑。教官等了他十秒，站起来说了一句话，翻译在旁边犹豫了一下，还是翻了：“在战场上，你的炮组不会等你。”

    受伤的人数从第三天开始往上走。脚上磨出血泡的不算，那是标配。扭伤膝盖的，拉伤韧带的，肩膀脱臼的——医务室的碘酒三天用了两瓶。卫生员跟基地主任反映，说能不能让苏联人把强度降一降，基地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去跟彭长官说吧。

    卫生员没去找彭孟缉，他自己也知道找了没用。

    彭孟缉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每天晚上看完训练日报之后，把纸翻过来扣在桌上，沉默好一会儿。

    他心疼兵，但他更知道苏联人为什么这么狠。苏联人不是在故意折磨人，他们是在拿自己的标准往中国兵身上套。

    苏联红军的新兵训练周期比这还短，强度比这还大，因为他们的兵都是吃饱了长大的，从小啃黑面包喝牛奶，底子摆在那里。

    中国兵不是。这些新兵，有一大半是从农村招上来的，身高差苏联兵一个头，体重轻二十斤，来当兵之前在老家一天吃两顿，一顿干的配一顿稀的，过年才见着肉。

    这个底子，怎么可能吃得住苏联标准的训练。

    但苏联教官不管。或者说，他们管的方式不是降强度，是加人。谁倒下了，拉去医务室，训练的名额不空着，换下一个顶上。

    他们觉得这已经很照顾了。翻译有一次试着跟一个苏联炮兵教官解释，说这些兵来之前吃不太饱，体能底子不好，能不能先缓两天，让他们适应一下。

    那教官听了之后皱着眉想了一会儿，说：“那就让他们多吃。”翻译说伙食定量是有标准的，加不了。教官说：那就找你们长官加。随即提交了报告。

    第五天开始有人生病。不是受伤，是生病。感冒发烧，肠胃炎，还有人身上起红疹子，军医看了半天说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免疫力下降。

    病号在医务室的床上躺着，盖着薄被子，枕头上铺着一张旧报纸，看着天花板发呆。有一个病号烧到三十九度，跟军医说能不能回宿舍躺一天，军医还没开口，苏联军医推门进来了，量了体温，说了一句让翻译都愣住的话：“没到四十度，明天归队。”

    这些情况传到后勤和政训系统里，开始有人往上递条子。条子措辞很婉转，大意是“训练成效显著，但部分官兵反映身体负荷较大，建议适当调整节奏”。条子递到彭孟缉手里，他看了一遍，撕了。

    他不是不心疼。他前几天去训练场，亲眼看见一个兵扛着炮弹跑着跑着就开始晃，像喝醉了酒一样，晃了两步一头栽在地上，摔得满脸土。他当时走过去把人扶起来，那兵睁开眼看见是他，吓了一大跳，挣扎着要站起来。他按住他，说别动。然后蹲在旁边等卫生员来。

    但他没有叫停训练。因为他去苏联教官住的那排平房转了一圈，看见了他们的训练笔记。每个兵都有记录，跑了多少秒，装填多少次，卧倒需要多长时间。

    数据不骗人。第一天的平均装填时间是四十五秒，第十天是二十二秒。这个提升幅度，是用命换的，但也是用苏联人这套不讲情面的方法砸出来的。

    苏联教官自己也跟着练。不是站在旁边看，是跟着跑、跟着做、跟着趴。一个苏联机枪教官，胳膊比新兵的大腿粗，做示范的时候趴在地上，从持枪到瞄准到击发，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站起来之后拍拍身上的土，让新兵一个个来。谁做错了，重来。他自己在地上趴了四十多遍，膝盖和手肘全磨破了皮，没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