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灵通，是刘萍告诉我的。”陈志刚接过水杯，没有喝，放在茶几上，“她说你要在办公室和招待所装监控，自己出钱，不报销。三个。”

    

    “对。”

    

    陈志刚看着她，眼神复杂。那眼神里有心疼，有无奈，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杭主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意味着你不信任这个系统。意味着你觉得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意味着你把自己放在了这个系统的对立面。他们会说，你看，杭慧连自己单位都不信任，还怎么信任她？”

    

    “陈书记。”杭慧打断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有人不敲门就进我办公室。有人在我招待所门口站过。有人跟踪过我。有人偷过我的行车记录仪。有人在我的车里装过窃听器。有人写过匿名信。有人在国内国外都设过陷阱。有人把我母亲叫去茶楼威胁。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陈志刚沉默了。

    

    “您告诉我，我还能信任谁？信任老张？他是刘副市长的人。信任周秘书？他连门都不敲。信任那些在背后传谣言的人？还是信任那些在我住院期间来打探消息的人？”

    

    陈志刚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杭主任，我不是说你不对。我是说，你装了这个，他们会更有话说。他们会拿这个做文章，说你心虚，说你搞特殊化，说你不信任组织，说你把单位当成什么了。你想想，他们什么话编不出来？”

    

    杭慧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

    

    “陈书记，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一件事——出了事，我有证据。没有证据，我就是白吃亏。您还记得我在国外的事吗？如果不是我留了录音、留了照片、留了聊天记录，我拿什么证明他们关过我？拿什么证明他们威胁过我？”

    

    陈志刚没说话。

    

    “陈书记，我不是不信任组织。我是不信任那些人。组织是好的，但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那些人，就是组织里的蛀虫。我不能因为组织是好的，就对蛀虫放松警惕。”

    

    陈志刚看着她，看了很久。他的眼神在变化，从担忧到理解，从理解到支持。

    

    “好。我支持你。”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开发区。

    

    “但是杭主任，你要记住——监控只能记录，不能阻止。它能拍下谁进了你的办公室，但它挡不住那些人。真正能保护你的，不是摄像头，是制度，是法律，是那些站在你身后的人。”

    

    “我知道。”

    

    陈志刚转过身。

    

    “还有，你装监控的事，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麻烦越少。”

    

    “我明白。”

    

    陈志刚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杭慧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有些驼了，走路的速度也比以前慢了一些。这段时间，他为她的事操了太多心。

    

    下午四点，快递到了。

    

    刘萍拿着一个巴掌大的纸盒走进来，脸上带着一丝紧张。

    

    “主任，到了。三个。”她把纸盒放在桌上，手指有些发抖。

    

    杭慧接过纸盒，拆开。里面是三个小纽扣大小的摄像头，黑色的，磨砂质感，磁吸式，配着三根充电线和三本薄薄的说明书。她把一个摄像头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很小，很轻，不注意看真的发现不了。

    

    “刘主任，你帮我装一下。一个吸在书架顶上，对着办公桌。一个吸在招待所房间的窗帘杆上，对着门口。另外一个先放着，备用。”

    

    刘萍点点头，搬了把椅子，开始安装。她踩在椅子上，把摄像头吸在书架顶部的金属横梁上，调整角度。

    

    “主任，您看手机。这个角度行不行？”

    

    杭慧打开手机APP，屏幕上出现了办公室的画面。画面很清晰，她的办公桌、椅子、文件柜、门口，都在画面里。连墙上那面超白玻璃都拍得清清楚楚。

    

    “往左偏一点。再往下一点。好。”

    

    刘萍调好角度，固定好摄像头。她从椅子上下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