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28日，清晨六点，东京地方法院还未开门。

    永田雅一的黑色轿车停在侧门外的阴影里。他独自落车，手里提着沉重的黑色公文包。东京冬日的晨风凛冽，吹乱了他向来一丝不苟的头发。他抬头看了一眼法院灰白色的建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七点三十分，他签下了《破产重整申请》。

    永田雅一不是电影人。

    这个认知，大映的员工花了二十年才真正明白。他是投机客，是商人，是把一切，包括艺术，都看作筹码的赌徒。

    1950年代，大映在“六大”中排名靠后，濒临破产。永田雅一当时只是个小股东，但他看到了机会。他游说银行，拉拢股东，用一连串复杂的资本运作，在1953年爬上了社长的位置。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振兴制片，是抵押。

    抵押制片厂的设备、抵押电影版权库、抵押所有能抵押的东西，换来大笔贷款。然后用这些钱，不是拍电影，是投机。

    房地产、股票、期货、外汇...什么赚钱快，他就投什么。电影？那是副业。

    是维持公司门面、从银行继续贷款的工具。

    这种模式，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居然运转得很好。投机赚来的钱，分一部分给电影部门，拍几部叫座的片子，财报好看，银行就愿意贷更多款。

    于是永田雅一胆子越来越大。

    他挪用制片预算去炒地皮。

    他用电影版权做担保，贷出钱来玩股票。

    他甚至用员工工资做短期高利贷，拖一个月发工资，把钱放出去赚利息，到期收回再发。

    只要经济一直在增长，这个危险的游戏就能继续。

    但1970年，日本经济增速放缓。

    1971年，石油危机阴影浮现。

    投机市场开始动荡。

    永田雅一慌了。他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加码，就象输红了眼的赌徒，想把本钱一把赢回来。

    他抵押了更多东西：包括《那海那人那声》和《如月疑云》的版权收益权。

    12月29日，上午十点。

    武藏海终于从《电影经济新闻》的一篇边角报道里，拼凑出了真相。

    标题很小：《大映财务状况恶化疑云》。

    文章里没提永田雅一的名字，但枚举了几个关键数据：

    大映1971年度电影制作总投资：18亿円同期帐面电影制作支出：9亿円差额：9亿円这9亿去哪了？

    文章暗示：可能流向了“关联企业的地产及证券投资”。

    关联企业是谁？文章没写。

    但武藏海知道。

    他想起那些来制片厂“考察”的生面孔，德川集团（地产）、角川书店（出版但涉足地产）、三井信托（金融）。他们都是永田雅一的投机伙伴。

    这些钱，根本没进大映的账户。

    或者进了，但立刻被转走了。

    转到永田雅一控制的空壳公司，转到地产项目，转到股票账户，转到海外..

    转到一切能赚快钱的地方。

    唯独没有转回电影制作。

    没有转成员工工资。

    没有转成武藏海的片酬。

    他拍电影救公司，但公司早就不在乎电影了。

    大映对永田雅一来说，只是个洗钱和贷款的壳。

    电影成功？太好了，财报好看，又能贷更多款去投机。

    电影失败？无所谓，反正钱已经挪走了。

    武藏海看着那篇报道，手指发凉。

    12月30日，大映制片厂。

    表面上一切如常。

    《生死斗》还在宣传期，雷藏上了电视综艺，谈拍摄趣事。

    制片部在讨论明年春天的项目。

    服装组在为新年后的新戏缝制戏服。

    食堂的阿姨还在唠叼：“正月我要做年糕，你们谁要来吃？”

    但暗流已经汹涌到几乎无法掩饰。

    财务部门紧锁，里面传出激烈的争吵声，但门一开，立刻安静。

    高层办公室的电话从早响到晚，接电话的人声音越来越焦躁。

    几个中层管理突然“请假”，再也没有出现。

    中午，食堂里。

    武藏海、大村秀五、河井二十九郎、青木一郎坐在一起。没人说话，只是沉默地吃饭。

    河井突然开口，声音干涩：“我昨天去银行取钱，柜员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

    青木低声说：“我订的彩色电视，店家说要现金全款，不接受分期了。”